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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偿还我的情

----在共和国风雨中长大     

孙一寒

 题记:人生是寻求真理的过程

 

       篇  首

    灿烂的太阳,也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叱咤风云的伟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地球上多如沙子的人,谁能企盼用自己手中的笔把自己描绘得与日月同辉?然而,你若要管窥春天的美丽,品味大海的苦咸,就不能不从一朵小花,一滴海水开始。

    我是百花丛中一点红,我是沧海的一滴水。

    过去的岁月带走了我们的年华,带走了我们的幸福,带走了我们的痛苦,带走了我们的欢乐,带不走我们的怀念和沉思。

    不论你多么富有,多么贫穷,多么伟大,多么渺小;也不论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是从那逝去的岁月中走来,你又将从现在走向未来。岁月无情也有情,岁月无义也有义,生命把希望寄托给岁月,岁月在消逝的过程中展示着生命的灰暗或辉煌,也在向迷中之人用无言的方式指引着命运应遵循的方向。

    我生活在岁月中,我挣扎在岁月中;岁月尤如一片土地,我每年每月每天每时都在耕种,我每年每月每天每时又都在收获着品味着自己曾埋下的种子所结出来的果......

   

       1 我的1956

    

    人的心永远憧憬着未来,而那过去了的往事又成0为永远难忘的怀念。1956年的3月18日我降生到人世。出生的日子无论离我已多么遥远,都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遗憾的是人永远忆不起出生时的一切。人世上一个生命的延生,虽然比一个生命逝去的场面要逊色得多,但却充满了喜悦。长大了听妈妈说,百里以外的奶奶头一天就赶到了县城里,守护着我的妈妈;远在乡下的姥姥依门翘首。亲人们关注着我,他们不知道我会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是丑还是俊,那企盼和担忧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幸福和痛苦啊!我的家住在县政府的大院,我的第一声啼哭就响彻在县政府的大院,我的第一次微笑也荡漾在县政府的大院。从此,我和我的同龄人的哭与笑便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相连在一起。

    如今,呵护我,盼望我长大的亲人陆续地离开了我,爷爷,奶奶,姥姥,舅舅,爸爸,把我视为掌上明珠的亲人,有的还没有品味到我的一丝回报,就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是啊,在这个世上许多栽树的人,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培育的小树长成大树的日子,自己却离开了他们所爱的大树,后人在这大树下谈笑风生,会有人记得栽树的人吗?假如我是一棵大树,在我身边乘荫的人,会想到曾养育我成人的我的亲人吗?!

    我的爸爸在我降生百天之后才回到我的妈妈的身边。那时,他是团县委的宣传部长,他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在太民水库的工地上奋战,那如火如荼的场面和那狂热的青年们需要他。他的心里不会没有我和我的妈妈。传说古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没有我的爸爸伟大和高尚:大禹的时代,妻妾成群,儿女成帮,他身为人王,父母有仆人照料,也不会仅有此一个家,而我的爸爸生活在一夫一妻制的时代,我是他的长子,他没有听到我的第一声啼哭,他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丝笑意,是多么的遗憾!爸爸从工地回来了,捧回了一张奖状。这张奖状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里。它夺占了爸爸的天伦之乐,它推迟了我和爸爸相见的日子。太民水库也在不久后成了大跃进的殉葬品。爸爸的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得到的回报是晚年的感叹。

    爸爸从工地回到久别的家,夜已经很深了。他一进屋,一脚踩进了炉坑子里。摔了一个跟头,手里正好按在铁炉钩子上,气得一下子把炉钩子摔出去。本是回来看儿子的,心情一下子败坏了,只是在微弱的灯光下草草地看了我几眼,倒头便睡了。爸爸当年才22岁,还是一个大孩子,有了儿子,还不懂得做父亲的自豪,有人来串门,他就对妈妈说:"快用被把孩子苫上,推一边藏起来!"仿佛结婚和生孩子是让爸爸害羞得抬不起头的事情。

    爸爸渐渐地喜欢我了,但对我是爱而远之。这是因为一次爸爸抱我,我不知深浅,尿了他一身尿。从此以后,我再也难以上他的怀了。到了我上幼儿园时,爸爸才胆大起来,敢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踩在他的肩头上,站在他的脚上蹬机器玩。爸爸再高兴时还在炕上俯下身给我当大马骑。

    我长到三岁的时候,爸爸在周日或茶余饭后的时候开领我到街上散步,我总是愿意和他手拉手,这样,我不怕生人,也不怕马路的上汽车和马车了。可是爸爸呢,总是爱背着手走路,边走边思考着什么,嘴里还背诵着什么。我们各走各的路。我跟在爸爸的身后边,生他的气。妈妈领我上街,手拉手还怕我走丢了呢,他却不看我,我就故意地停下来,看他找不找我。爸爸走了好几步,很快就知道我没有跟上来,便停下来等我。这时我就撒谎,说:"我走不动了。”爸爸就回来背我走。经过这样的几次吓唬,爸爸再也不敢各走各的路了,我也有了常常趴在爸爸身上逛街的机会。回到家中,我当着爸爸的面向妈妈和奶奶告爸爸的状,说爸爸有架子,走路背着手,不领着我,迈大步,我都跟不上。爸爸被我妈妈和他的妈妈责备了一番,他不生气,反倒笑了,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对他会有意见,还给他扣上了“有架子”的大帽子。我最愿意和奶奶上街。奶奶进城就转向,找不到东南西北,记不住自己的家门,出门我是她的向导,我手拉手地领着她,她说她离开我就找不到市场,找不到家。我和奶奶在一起走,我非常自豪,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我存在的必要。

    爸爸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小燕子》,那歌词是:"小燕子,穿花衣,飞呀飞到北京去,祝福带给毛主席......"长大了我才知道,那首歌词压根就没有这些话,这是他为了从小就培养我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而为我现编的词。一次妈妈抱我到团县委的办公室,看见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妈妈告诉我这是毛主席,让我说:"毛主席万岁!"我的奶味末干,连十个手指头都不会数呢,哪里懂得“万岁”的含义!?也不知道北京和毛主席存在的意义,就知道妈妈和爸爸不在我的身边时是我最大的痛苦。也许我还在妈妈的腹中的时候,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个人崇拜的信息就开始向我进攻;呀呀学语,父母就和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父母们一样,不管孩子懂不懂,就向我们灌输他们的,也是他们在人生中被人强化形成的政治观念。

    童年的心有如一片净土,春风吹来花籽,这里便绽开美丽的花朵;远方飞来小鸟,这里便是它的一片自由的蓝天。父母是守护着这片净土的园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在这里播下的种子,预示着他们拥有,和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将要享有的一切。新中国的第三代人就这样被上一代人熏陶着,埋下了一个民族前进路上的障碍:1976年的9月9日,毛泽东这个一生与我没有见过一次面的人,他的死竟让我这正在服兵役的三尺男儿哭得泪流满面,远远地超过了为我出生而欢欣和忧虑的爷爷奶奶去世时的悲伤程度。要清除一个时代潜移默化地钻入人的心灵里的观念,如果没有信仰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了清除陈旧观念所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教育,又或多或少地潜伏下新的障碍:一切向钱看。人,总是试图解放自己,又总在禁锢着自己。

    1956年的3月18日,命运之神决定了我的生身父母,这是我和我的父母关系的一始。一切事物之初都蕴含了事物的未来,爸爸在我百天才来到我的身边,也许正是这种父子关系的开端,才决定了我和爸爸的联系:他的心里有儿子,实际中又总与儿子处于一种距离。爸爸很少和我谈话,他一生中以工作为本,长大后,我就参军去了,脱下了军装,我就去开拓自己的生活天地,与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很少,现在爸爸离开了我,留给我对他不尽的怀念。

    956年的3月18日,命运之神也使我开始了品味人世的苦辣酸甜。

 

       2  三岁抓贼

 

    三岁那一年,我抓到了一个小偷。

    春天,我的爷爷从乡下来串门,劈了许多柴,以备引火做饭之用。一天早上,爸爸和妈妈上班去了,爷爷也不在屋,我独自一人坐在炕上玩。邻居家的一位姓高的老太太溜了进来,用衣襟兜走了爷爷劈的几块木柴,她威胁我说:"你要告诉大人,我就打死你!”等到爷爷回来,我原原本本地把看到的和听到的话告诉了他。妈妈下班了,爷爷把我说的话告诉给了我的妈妈,并要去找那个高老太太。我的妈妈害怕了,怕得罪了那个老太太,孩子被害乎了。爷爷说:"我去啥也不说,真是她偷了又能咋的,一点东西值多少钱!我是要看看这么点个孩子撒不撒谎。”爷爷去了回来了,生气地说:"真有这样的人!小孩子说的一点不假:老高太太把偷的劈柴藏在了饭桌子底下了。我认得那木头!"

    爷爷是清朝末期的秀才,民国初,他27岁那年就当上了昌图县的教育研究会的会员,做了大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共产党来了才养歇在家。昌图解放前夕,他就支持我的大伯参加了八路军的区中队,很早就和共产党的区长区委书记有来往,有一年的夜里,女区委书记王枫化装成国民党的武装,带了几个人到一个屯子中了解民心,进了一户姓张的人家,那姓张的哥俩都是光棍,王枫问他们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老大以为王枫果真是国民党,枉口八舌地说了一通,还说他已经杀了几个共产党,还说共产党有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女的,有名的破鞋,不怎么样,抓住她,非点了她天灯不可。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王枫,王枫就站在他的面前。王枫一边听一边用笔在兜里暗中记录,老二看哥哥说,也跟着乱说一通,拍着胸脯子说要跟国民一条心打共产党。那时正是国共“拉锯”时候,形势严峻,没有时间去调查他们的话是真是假。王枫听到这,看他们也够杀了,说:"行了,别说了,够了。”把帽子一摘,露出真容来,当时就把哥俩吓跪下了。武工队二话没说,把他俩拉出去枪决。他们家的亲属知道爷爷有名声,又认识县大队和区中队的人,跑来找他去说情。爷爷已经睡下了,起来后边走边穿衣服,等走到离那个屯子不远时,枪声就响了:老大被当场枪决。爷爷到了,老二才得已活命。那一枪吓傻了老二,闹个终生耳聋。爷爷教书,没钱的人家的孩子只要想念书,可以不交钱,但是来了不好好学习,无论是有钱人家的公子,还是亲属家的孩子,举手就打,从不留情。爷爷的性格个别。他在乡下讲卫生,反对吃饭时说话,有一次他正在吃饭,窗外有人面对他说话,他嫌人家离他近了,气得把一碗菜当人家面扬在地下。爷爷的脾气大,固执,不卑不亢。

    尽管如此,爷爷在我抓住小偷后,也没敢发火。那是解放初,正在镇反,搞阶级斗争,邻里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跟底,为了我的安全,家里人,不仅不敢得罪那高老太太,还得像什么事也不知道的糊涂虫似的,和那高老太太欢欢乐乐,没事一样,见了面,我还得管一个要打死我的人甜甜地叫“大奶”。

    幼儿时代,贼人就闯进了我的童真世界。

   

         一个糖馒头

 

    春去春来,花开花落,转眼,我到了四岁,爸爸妈妈送我上幼儿园了。

新中国提倡妇女解放,妇女走出家门是解放了的标志。妇女的解放在新中国的当初是被迫性的,不走出家门,不参加工作,组织要蹬门来找。我的妈妈也上班了,先是在造纸厂,后是在食品厂。爸爸妈妈是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到了幼儿园,天真的小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也没有淡化我对爸爸妈妈的依恋。每天,妈妈边哄我边劝,送我去幼儿园。我天天都不愿去幼儿园,每次都是哭着与妈妈分手,央求妈妈下班快点来接我。妈妈对我说:"离不开妈妈,没有出息,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似懂非懂,含着眼泪点头。要长大,总得离妈妈远去吗?儿子的明天是一片末卜的天空,妈妈为了使自己儿子在母爱能力所不及的时候,也能在这险恶的与美好交织在一起的人世上生存,才早早地把儿子交给了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啊,也是为了完成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任务不得不每天离开自己的儿子啊!

    1960年,新中国的饥饿的时代开始了。

    一天,妈妈给我做了糖馒头,让我带上了一个。幼儿园里的粥稀得几乎看不见米粒,吃间食的时候,我咬着这个糖馒头,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眼巴巴地看着我吃。我知道他馋了,豪不犹豫地分给他一大半儿。虽然我吃得甜嘴巴达舌,但是我挺高兴:因为妈妈告诉我,好孩子吃好东西时要想着别人。每当我有了饼干和糖果时都让爸爸妈妈先尝,今天我又把好吃的糖馒头让给了小朋友了,我是好孩子啦。

几天以后的一个晌午,那个吃了我糖馒头的小男孩儿和几个小朋友坐在幼儿园的门口的绿草地上晒太阳,他一边嗑瓜籽,一边从兜里掏出瓜籽来,分给每一个在场的小朋友,到了我跟前,他冲着小朋友们,指着我说:"那天他吃糖馒头还给我了呢,我不给他瓜籽吃!"他嘻嘻地对着我巴达着嘴,别的小朋友也笑,我坐在草地上,看见每一个人都有瓜籽嗑,还被他嘲笑,脸红红的,这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我委屈,我想家,想爸爸和妈妈,两眼含着泪。我对别人好,别人却对我不好,这样的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不管他吗?我的心里十分地困惑。

好心没好报的事在我的身上开始了。

 

       4 王大奶

 

    我的一生中常常忆起一个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的王大奶。幼儿时,我们家住她的房子。王大奶有好几个女儿,个个有出息,都不在她的身边:一个在北京读大学,一个在莫斯科留学,另外的几个女儿也在大城市工作。王大奶没有了丈夫,在城里孓然一身,吃房租生活。旧社会给了她一双似饺子般大的小脚,说话山东腔调儿,唤我的乳名“小寒”,总是喊成“肖汉”;一双混浊的小眼睛,几乎看不见里边的黑眼仁,我总是不相信王大奶会看到我淘气,可是我一淘气,她却看得一清二楚。她的脚小,我走起路来,王大奶跑也抓不到我。王大奶爱清洁,60多岁了穿着洁白的布衫,也不知过去做过什么买卖,家里摆设的东西都古色古香的,有和我一边高的蓝花瓷瓶,还有铁梨木的桌椅,还有我叫不出名来的古里嘎七的玩艺。那时,王大奶的院子里有我们和另外一家房户,那家姓魏,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王大奶爱小孩,但格外的喜欢我,女儿们给她买的糖果,每次都给我一份,我积下了好几个王大奶送给我的精美的果盒子。每当我从幼儿园回来,王大奶差不多都过来看我。她还常把我带到她的屋里玩,我可以摸那花瓶,我可以坐在她的行李上,我可以和王大奶比谁的脚大,我可以搂着王大奶的脖子站在她的怀里。王大奶希望我长大了也上大学,上北京,做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她的小女儿,我叫王老姑,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姑娘,也和我一个四岁的孩子成了忘年交。每次回来都给我讲北京城里的故事。后来她毕业分配到辽宁的朝阳地区做林业工作,领我上街的时候,看见街上栽花种柳,就说,在她们的朝阳,路边上栽着苹果树,我听了非常地惊奇,问:"那树上的苹果能随便摘吗?”王老寻姑笑了,说:"到处都是苹果树,现在刚栽上,将来棵棵树上都得挂满苹果,那时,咱们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人都可以吃;吃不了,还要送给苏联呢!咱们的老城,将来会在路边栽上苹果树,苹果树下能乘荫凉,还能结果,苹果下来了,不用买,想吃就摘。”听着王老姑的话,我沉入了美好的想往,盼望着大街小巷的空地上早日长起苹果树来。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生养我的那座小城,路边竟没有长出一棵苹果树,仍然是半死半活的杨柳树,长得秃秃矮矮。我那美好的想往成了白日的幻想和夜里的梦,费去了我许多的想象的细胞。

     我和王大奶二年多的缠身绕膝的祖孙情谊,奠定了一世的感情。她把对儿孙的慕爱给了我,使我懂得了亲情之外也有母爱的存在,我幼小的心灵有了对陌生老人的敬重和信赖的心。在离开王大奶之后的日子里,我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爷爷和老奶奶都有一种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亲切感。

    我5岁那一年,家离开了老城,从此,我只见过王大奶三次。

    1964年的冬,我已上小学一年级了,这一天,太阳刚一落地,家家上灯,我趴在炕上写作业,我就听到房门响,传来一个久违了的熟悉的声音:"是小寒家吗?”“啊!王大奶!”我们全家惊喜地看见王大奶风尘扑扑地进到了屋来。王大奶从老城到新县城来,坐了20多里路的车,天寒地冻,人多车少,一路没有座,60多岁的她巅簸了了一个多小时,下了车又横过铁路,翻沟过坡,走田间冰雪小道儿,一哧一滑,步行了七里多地,来看我。王大奶说:"一到这有房群的地方,我不找大人打听道,找小孩子们打听小寒,小孩子们比你们大人出名,一听找小寒,好几个小孩子来送我。"王大奶摸着我的头和脸,无比满足。全家人都希望她多呆几天,她说看到“小寒就行了。”匆匆来,匆匆去了。我16岁那一年的春天崐,家迁到了县城最北部的八面城横道子,七月的季节里的一天,王大奶又来看我。她居住的老城离八面城100多里,八面城又距我们家八里多地,乡间的小路弯弯不平,路两边长着柳树毛子,遍地是青纱帐,大姑娘和小媳妇都不敢一个人走路,怕狼怕狗怕坏人。王大奶想念我,什么都不怕,这一次王大奶在我们家住了半个多月。我天天早上恋恋不舍地离开家门,放学后连跑带巅地往回走。我和王大奶在一起,就好像又回到了欢快的童年。

    王大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她的心中却为我开拓出一片任亲情也挤占不去的美好天地。

我18岁这一年春季,去看望我的奶奶,途中到老城倒车,老城是我的出生地,我喝着这里的水长大,我汲的第一口空气是这里的空气,踏上这块土地,花草树木都有如亲人般的温情,每一眼望出去,都勾引起我对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追忆。我站在车站里回忆着许多往事,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像闪电一样映亮了我的眼睛,我几步窜过去,一把拉住一位穿白上衣的长者的袖头,惊喜地叫道:"王大奶!”老人回过头来也惊喜地叫道:"小寒?!小云,来,你来排队!”队列外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过来排队购票。她是王大奶的女儿的姑娘,在营口的一个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都教育,看罢姥姥返回去。王大奶匆匆地送走了她的外孙女,强行让我退了车票,手拉手地把我领到家。

    王大奶家的院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西屋的房户三口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他们见王大奶这工夫送走了一个姑娘又领回来一个小伙子,很好奇,老头问:"来客了!?"王大奶用高嗓门自豪地回答:"这可不是客哟,这是俺小寒,在这院子里一小看着长大的孩子!那阵子呀,他才四、五岁。一晃长成大小伙子了。走,快进屋!”王大奶把我带进屋里说:"看,这炕檐还是你小时候那个,这门也没换。小里晚你好搬门打滴溜,门这地方是你坠坏的,你还记的不?我找人修好几回呢!小时候啊,就是不愿意上幼儿园,大奶气得还吆喝过你呢!老房子老地方,人啊来了一茬又一茬,哪个房户都赶不上你们家,谁家的孩子都赶不上俺小寒啊!小时候啊,小寒又仁义,又干净。今天大奶给你包饺子,啥活也不用你干。陪大奶唠嗑就行!”王大奶的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炕上有一个袖珍的半导体,一切摆设依旧,样样放得有条有理,房角连一丝蛛蛛网都找不到,炕头的铺盖整整齐齐,像军人的内务一样整洁。那把蝇甩子还是放在我儿时就记忆中的老地方:挂在王大奶睡觉地方上的墙上。

    王大奶狐孤独地留在了这个古城小镇,陪伴着这座老宅,不知是她不愿意给远方的女儿找麻烦,还是隔舍不下丈夫在这里给她留下的恩爱记忆。我坐在王大奶的身边默默地流下了无名的眼泪,也陪伴着王大奶度过了一次祖孙长谈之夜。

    那一次分别几个月后,我就中学毕业参军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王大奶。复员后,我在那座古老的小城里多次寻访我的王大奶,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老宅易主,并且已经换了几任主人。也找不到她的女儿们,人们听了我说起王大奶,仿佛听着一个久远的传说。

    如今推算起来,王大奶早已作古了,不知她安眠在那一方,哪怕千山万水,我也愿亲手为她献上一束挂着我思念泪珠的鲜花......

 

       5 两个小土豆

   

我出生的这个小城是北国的名镇。据史书记载:秦时起,这里就有了人烟,设过辽海卫,明朝前还出现过渤海和科尔沁两个自由王国,不知什么原因,这里又一度悲凉,成为一片大草原。清朝出现后,一度荒淡了的人烟又遍地燃起,嘉庆年间这里建治设立了昌图府,再度繁荣,人文景观兴而不衰,古迹名胜20多处,《奉天志》载录的前贤、节烈、英杰、逸才达150名之多。北宋年间,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掳往五国城,曾经过这里的属地亮中桥,金人把他们放在井底,于是这里有了他们坐井观天的传说;秦桧被贬也曾被囚禁在附近;大清王朝的忠臣良将僧格林沁少年时代在这个小镇的文昌庙里读过书,国民党前立法院长梁肃戎在这里度过了中学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小镇上也出了不少的名人:作家端木蕻良、书法家佟伟,神洲五号的设计师王永志也出生在离这里百里之处的八面城…….

    镇内一条大河从街中心由东向西流去,两座木桥横跨河上,两岸连绵不断地长着榆树。民国二年城南建成花园一座,水中荷花,有水榭凉亭;城中有文庙、武庙、城隍庙、狱神庙、八蜡庙、东狱庙等庙宇。小城富有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又古色古香,但它也披上了现实的政治色彩:蒙古地局残留下的青砖瓦舍,国民党留下的伤心楼,共产党建设的红砖房和革命烈士纪念碑与古迹并列耸立。

    小镇历史悠久,秦汉的风土,明清的习俗,共产主义的教育,在这里交织一起。

    我在妈妈的怀抱里逛过文庙,游过花园,俯视过东西小桥子的流水,参观过革命烈干士纪念碑;妈妈和爸爸经常带我到电影院剧乐部看革命的电影和戏剧。我从这里感受到了生养我的小城与爷爷奶奶姥姥居住的乡下的差别。县委会大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那里发生的两个小土豆的故事,让五岁的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县委会后院有一片地,每个机关分得一块耕种,谁种谁收。春天来了,这里种着玉米、豆角、土豆。我看见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玉米缨,身心进入了一个清新、宁静、鲜嫩的意境。土豆花开了,象6月的雪,在太阳底下放射着湿润的光茫;豆角蔓子爬上玉米杆上,粉红的花瓣半开半合,象布娃似睡非睡的眼睛;彩蝶在土豆花、豆角花上时飞时落。妈妈领我到团县委的地里,摘我们家分的那份豆角,教我认识种植物的名称和它们的特点,我知道了:玉米棒子结在杆上,豆角开花了,结出的果挂在蔓子上;土豆呢,偏偏开了花后,把它的果埋藏在土中。我非常好奇,土豆在土中偷偷长,谁能知道它到底长没长呢!我背着妈妈,用手悄悄地抠,果然摸到了两个鸡蛋大的土豆。我兴奋得涨红了脸。妈妈告诉我:"这土豆不是团县委的,咱不能动,快送回土中。我不听,不甘心地央求妈妈,非要不可。妈妈哄不好我,土豆再埋进土中不会再长到秧上了,只好依了我。无可奈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把那两个小土豆放在了筐里,告诉我:"只能这一回,到了家你爸爸说你我不管啊!”我知道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想背着爸爸吃掉这两个小土豆,可是晌午吃饭还是被爸爸发现了,为此,他和妈妈生了气,险些把这两个小土豆和饭碗给我摔了。小小的我,红红的脸,为我的嘴馋害怕害羞,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人家的东西不要,公家的东西不偷。”爸爸才把这两个小土豆判给了我。我含着眼泪吃了这两个小土豆。这两个小土豆,像两枚种子在我心中生出了果:不能贪占集体的东西。许多年之后,妈妈提起事,还叹着气说:"为了孩子,脸都不要了。”是我难为了妈妈。

    从这两个小土豆开始,妈妈在物质上对我管理严历起来。西院有一户姓赤的人家开着大染房,人多热闹,小孩子们爱到那里玩。一天,我跟着一群大孩子去到他们家去玩,人家正在煮酱豆,大人见到我这么小,竟然也跟大孩子在一起疯跑,惊奇地问:"这么小个孩子,你们谁领出来的?快把他送回去!"我当然不会回去的。为了劝我回家,人家把熟酱豆放在我的衣襟上,让我兜着回家吃。我有了吃的,高兴了,回家了,自己一个粒也没舍得吃,也想给妈妈尝尝。妈妈正在洗衣裳,看见我要了人家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把那黄豆粒全都扬进了炉坑子里。我眼巴巴地看着到嘴的东西没有吃到,急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心里想:这是人家给的,又不是我要的。妈妈蹲在我的面前,一边擦着我的眼泪,一边说:“儿子啊,人家的东西,咱不能偷,人家的好吃东西,咱也不能馋,连瞅都不瞅。大人不在跟前,别人给什么都不要。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才会有出气呢!"妈妈告诉我的道理我懂了:我的东西我珍惜,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图欲。我哭着表示听明白了妈妈的话,妈妈高兴地抱起我来,把举得高高的。

    五月,天高云淡,柳绿花红,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从西小桥子上走过,那雪白的上衣,天蓝色的裤子,鲜红的红领巾,手中闪闪的队号,吸引我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看着他们。妈妈看出了儿子的心思,说:"儿子,你长大了,也会和他们一样去上学,扎上红领巾,也会有那号。”我睁大了眼睛,望着妈妈那自信眼睛,相信妈妈的话是真的。

    妈妈对儿子的明天充满了希望,我的心也开始憧憬着美好的末来,盼望着长大的日子快快到来。

 

       6流   放

   

    1960年冬的一个黎明,冰雪路上,寒风中,一辆马车从城里出来,在荒废的古道上向着远方行去。车上载着爸爸妈妈和我,还有正在吃奶的二弟。干部家属大下放,爸爸带头报了名,我和二弟随妈妈的户口从此由城镇户一下子成了农村户,这一变就是二十来年。这一次我们像流放一样迁到了老城西南二十多里地的马仲河公社。妈妈抱着二弟,披着棉花被,我伏在妈妈的身边,棉花被挡不住严寒,冻得我脚像针扎地一样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我把头从被中钻出来,外面黑洞洞的,只有稀稀的星星照着我们的冰雪的路,望不见一盏灯火,马车在颠簸在没有人烟的乡野古道上。妈妈见我不老实,把我强行按进了被里,车板冰凉,我靠在妈妈的怀里取暖。

    马车载着我们全家四口人,也载着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一对红箱子,两件被褥和锅碗瓢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对红箱子的来历:父母结婚时空空如洗,生了我,连装我的尿裤子和尿布的纸箱子也没有,爸爸妈妈决定治一对箱子,像一家人家似的。可是钱从那来呢?想来想去,决定让妈妈带我去住姥姥家,带出去两张嘴,爸爸一人在家省吃俭用,从爸爸的工资中挤出了一点钱打了这对红松木箱子。红箱子伴着我长大,如今它保存在我的仓库里,它的样式和陈旧的程度已无法放在房间,但是我却舍不得丢它,每当我看见它,就想起了那贫寒的岁月,体悟到爸爸妈妈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的艰难。

    我讨厌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我不想念那里的小朋友,我却留恋喧器的小城,想念王大奶,想念同院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男孩儿和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男孩儿叫小燕,女孩儿小小平,他们是亲哥俩,又都是我的好朋友。小燕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豪不保密地告诉了我,应用他的发明,我挨了妈妈的骂。那时,每次上守厕所,完事后,都找妈妈开屁股,小燕笑话我说,都大了还有用妈妈开屁股,羞羞!原来,他上完厕所,拾起地上的土块往屁股上一划,就完事了。我一看,就会了。我嫌土块脏,他叫我用砖头和石块。妈妈见我上完厕所也不找她了,提上裤子就和人家玩去了,把我抓回来,问清之后,不许我再这样办了,从此以后也不愿让我再和小燕玩,怕他再出什么新的招把我带坏了。但是妈妈看不住我,我还是偷偷地和小燕相会。小燕教我许多淘气的玩法,如:他有了屁,就在小孩子堆里,一边嘴里说着“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加屁嘣”然后冲那小孩儿当地一声就是一个响屁。孩子们是不懂美丑的,只要玩得开心,就高兴。离别了小燕子和小平,我想他们,不懂得如何表达思想,悄悄地上火,嗓子疼起来,伏在被中不吱声。

     终点的房子没有定妥,老城到马仲河二十几里地的路途,中间还找了一户农民家住了下来,只住了几宿,我们家的东西就开始丢了,我的小手枪也被他家的小孩子给偷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那家小孩子拿我的手枪玩,妈妈就是不让我吱声。全家忍气吞声地耐到了下一站有了房子,才离开了这户爱小的人家。到了马仲河,房东是一户老两口子,都六十多岁了,老太太卧炕不起,老头子天天做饭。他们把下放户看成是流浪者,瞧不起我们家,对面屋住着也不串门,见了面也不说话。我本来是爱和老奶奶老爷爷在一起的,这气氛让我不敢乱串了。妈妈把我整天关在屋子里,我只能在炕上地下转转,拉屎撒尿才能出外面看看,我好像关入了笼中的小鸟,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欢乐,没有了朋友,寒冷和饥饿又包围着我,我常常刮掉窗户上的霜花,向外看,看到的是粪堆、污雪、寒风中抖着叶子哗哗响的篱笆杖子,我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孤苦。

    这里离火车站有半里来的路,火车一过,房摇地动,到了周六,妈妈抱着我的二弟,领着我去火车站接我的爸爸。十有八九接不来爸爸,母子三人踩着积雪,冒着寒风,在夜色下可怜巴巴地回家。

    有一次晚上,我又和妈妈来接爸爸,在候车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寒冬数九地冻得我哭咧咧地,妈妈和人家说小话,工作人员允许我们进到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温暧如春,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一个圆圆的玻璃鱼缸,养着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在水中闲游。我被鱼吸引住了,屋中的年轻的工作人员肯定是鱼的主人,看有人欣赏他的鱼,显得很高兴,让我近前趴在鱼缸崐子边上看。妈妈让我离那再远点,伙子却说:"没事儿!"实际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怕我在他不注意地时候下手抓鱼。我看呆了,忘记了寒冷和饥饿。

    60年代的困难时期,人们还在最大程度地创造着美好的环境,在这小小的北国车站,严冬里还有这么一块袖珍般的春天,我寂默的孤独的童心有了对生活热爱。

    那时,人们说:“大鼻子要打过来。”火车站上一列列的过军车,拉着大炮,拉着当兵的。大鼻子来了也坐火车。火车站离我们住的地方这么近,跑也跑不掉。我还不知死的滋味儿,但从电影里打仗的镜头和大人一说大鼻子来了那付害怕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吓得崩崩跳,晚上尽做恶梦。

    5岁的我,只在人生路上走了短短的路,童年里便充满了忧虑。

 

       7 两个粘豆包

   

    1961年春节的前几天的一天夜里,我在熟睡中被归来的爸爸唤醒了。爸爸把两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粘豆包放到我的面前。6岁的我,吃不饱,看见了这两个粘豆包,像饿狼见了小羊羔,张开大嘴就要吃。爸爸说:"你先别吃,听我告你,这两个粘豆包是谁给的。原来,这两个粘豆包是爸爸从百里以外的奶奶家带回来的。大伯和大娘出民工,生产队改善伙食,他们分到了两个粘豆包,舍不得吃,拿家去给我爷爷奶奶吃。爷爷和奶奶不肯吃,给了他们的老儿子——我的爸爸,让爸爸带给我。这两个粘豆包成了我节日的佳肴。

    那天晚上,妈妈劝我先啃一个,另一个留着过年的时候给我吃。我没有吃够,也只好听妈妈的话,盼着快点过年好再吃那个粘豆包。

    民以食为天,小小的我,除了吃,还能有什么企求呢?那时,中国人缺的东西太多了,粮食是奇缺。家下放到马仲河,爸爸在县机关,妈妈领我和二弟在生产队吃大食堂,每天每顿按人头分一份一碗黑泔水似的高梁米面掺糠的汤,妈妈先给我留一碗来,然后,她再把自己的那份掺上从大地里捡来的煮熟了的干白菜帮子。我的那份吃完了,还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的碗,妈妈能咽下去了吗,把她的那份几乎都给了我,她吃糠咽菜都吃不饱,还要奶二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每周,妈妈坐火车到县城里去一趟,领取国家给下放户供应的高粱糠,回家后从糠里筛出一把高梁米,煮熟了嚼替布子给吃不饱奶的二弟。

    一天早上我出屋去解手,看到房东泼出一盆水来,水中有一颗玉米粒,我和一只芦花鸡一同看到了这颗玉米粒,都跑着去抢那颗玉米粒,结果,玉米抓到了我的手里,脚却绊在了一把横放在地上的镐刃上,脚脖子上被大镐刃划开了一个大口子,白肉翻呲着,鲜血染红了地上的冰雪,妈妈把我抱进屋来。脚脖子上从此留下了一块二寸长的伤疤,渐渐懂事后,我渴望当兵,因这疤,我丧失了当空军的志向,因为听说当空军身上不能有伤疤;长大了当陆军,也险些因这疤没有通过体检。

    那时的冬天,妈妈顶风冒雪去野地里捡玉米粒和豆角粒,煮给我吃。姥姥打发舅舅给我们送他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怕让人给没收,把玉米炒成苞米花,可倒底没有躲过收查,舅舅到马仲河车站下了车,民兵就把苞米花搜查出来没收了,第二天,妈妈和舅舅到大队开了一张证明信到车站找民兵给我往回要苞米花,结果苞米花都让民兵给吃光了。

    有一次,妈妈不在屋,我饿得急中生智,把二弟的米抓出来一把,放在了炉子上的锅里,妈妈本来是烧水洗衣服的,我把锅加满水。妈妈回来了,我胆突突地说:"妈,我做了一大锅饭,全家都吃点吧!”我以为有多少水,就会有多少饭呢。妈妈听了我的话,掀锅一看,笑了,哭了。

    那时,我和二弟饿得脑袋大,眼睛大,脖子和胳膊腿一天比一天细。

    粮食啊,超前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显示出它的珍贵!当年的两个粘豆包让我吃了两天,两天里品悟到的使我铭记终生。每当我看到从小就丰衣足食的孩子们,更加可怜那年代的天下父母!

 

       8 大坑.古井.地平线

 

    1961年的元旦一过,50多岁的姑姥爷,赶着大马车来马仲河接我们。妈妈领我们到远离县城,远离火车站,远离公路的头道沟公社去居住,那里是姥姥家居住的地方。姥姥家也生活在饥饿之中,但人口多,一人少吃一口,牙缝中挤出来的也够保我们不至于饿死了。姥爷姓张,屯子中的张氏家族是当地开荒占草的大户,几户外姓人家也都和张氏家族联了亲。从此,我来到了处处都充满亲情的地方,也走进了乡间的大自然的怀抱,走进了乡土文化。

    屯子中有一个好大的积粪坑,有两层房深。座落在路边;冬天,社员一镐一镐地把冻得像石头一样子的粪块刨成大大小小的块,再搬到坑沿上去。坑沿上堆成了粪山,开春了,社员又把这粪块砸碎,赶着马车往大地是送。夏天,大马车,起早贪黑地,一台接一台地从野外往大坑里拉草坯子,嫌雨水慢,马车装上水箱,从大河里往这大坑里拉水。大坑填得和大道一边平了,上面浮着草,走着鸡鸭,人不小心,也会从道边滑进去的。一头牛,不识途,去吃浮着的青草,掉进了坑里,活活陷进坑里没了影。夏天,太阳晒得大坑发臭,水面啪啪地冒泡。坑面上蚊子、蝇子像黑朦朦的雾。岸上几棵大柳树,屯子中的许多人,劳动归来,茶余饭后,集在大柳树下,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南朝北国,大话玄话,讲起来没头没了,常常到了深夜,这里还烟火闪闪。人们习以为常了,不怕大坑的臭气,像城里的人爱公园一样爱这里。大坑成了屯子里人们政治文化的中心。我的大姥爷会择日子,谁家跑没了猪,或办什么事不知顺不顺利,就来找他。他坐在树下掐着手头,嘴里默默地念道着什么,然后就告诉你如何如何去做。五舅会拉二胡,也不管别人听懂听不懂,爱听不爱听,他拉他的,小孩子在这里摔着泥娃,任凭大人喝骂,照玩。当生产队长的四舅也在这里和人们商量着生产上的事儿。

    屯子里的中心地带有一口老井,像毛主席在瑞金挖的那口井的样子,不同的是用乌鲁把往上摇柳颧斗子提水。井沿是家家离不开的地方,也是小孩子嘻戏的场所,夏天,车老板子来这里给牲口饮水,我们借牲口的光来喝井拨凉水;冬天,我们在井沿寻摸冰溜子吃。井沿是一个很好玩地方。有一回,我大姥姥说:“在井沿上路过,听到井下有人说话,细听,一个年轻的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她说井上有啥,井底下有啥。我听得入迷了,于是总想下井里去看看,常趴在井沿上听、看,总是让我失望:井里只有我静静的水,和我的影子。

    舅舅家的二哥走了一趟井下的世界。那是夏季里的一天,太阳快落了,八岁的二哥和大他一岁的小伙伴国青到井沿去打水。国青摇着乌鲁把,井下的柳罐斗子被拔出了水面,悠晃到了井口,二哥去抓柳颧斗子,国青的劲太猛了,柳罐斗子续继向天空升高,二哥一把抓空,身体失去了重心,一下子裁到了井里去了。国青吓跑了,他惹了祸,不敢回家,也不敢对人说,钻进高梁地里,蹲到了天黑,后来,不知怎么心思过味来,找到我的舅舅说:“你家小二掉井了。”舅舅、舅母和姥姥像疯了似跑向井沿,闻信的人们蜂拥而至。井中的二哥嗓子喊哑了,披星戴月地坐在井中的柳罐斗子上,双手扶着井绳。人们把二哥摇上来,二哥连冻带吓病了半个多月。过后,他对舅舅和舅母说:那天他在井里沉了很深,最后骑到了一头牛的背上,两手抓住牛角。老牛把他驮到了水面上。他见到了头上有星星有月亮的时候,也坐在了柳罐斗子上了。别人家的大人问他井里看见了什么,他闭口无言。老头和老太太们听了舅舅、舅母述说二哥在井下的事,都说井里的那老牛可不是老牛啊,是井龙。说姥姥年轻守寡,吃苦遭罪,净做好事,感动了上天,井龙来救独生的孙子。姥姥和舅舅、舅母领着二哥到井口边,又是烧香又是磕头。

    这以后,老井就成了全屯子人的骄傲和自豪,它也更加神秘化了。每年掏井,我不管大人喝骂,都趴在井口上往井下看,看井中究竟有多少井外面没有的东西。然而我看到的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井水又涨满了水的日子,我和大人们一样还是相信井下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神密的世界,水中猫着井龙,猫着大人和小孩子......

    象大坑、古井一样吸引我的是那条地平线。我站在屋檐下,望着远处的地平线,以为那就是天边了。姥姥告诉我说:天没边,地没沿,地平线那边还有人家,还有比我们这屯子还大的城,还有比我们住的土坯垒的房子还高的楼。我相信姥姥的话,因为我出生的那座小城,我记忆中的小燕子和小平就在天边的那边。

    臭大坑,神密的古井,永远走不到头的地平线,使我产生了对外面世界的响往。我的心常常飞向遥远,飞向神密......

                

       10飞行的天书和隐身人

 

    夏天里的一个早上,我吃完了早饭,去后街的姥姥家。六月的天,晴空万里,红日升腾。我抬头看着天,看到头上飞着一本书,那书像爸爸拿家来的电影画报那么大,从东南向西北的方向静静地飞,天地间没有风没浪,书像自身有着动力,笔直地直插西北的天际。我不惊奇,我听大人说过邮东西,我以为这是人们在邮东西呢,是谁在给谁邮书呢。我以为天空邮书的事是很普通的事,人人都会看到的,也从没有在意,而且也不止一次看到天上飞书的事,一次不经意中说:"我又看到天上邮书了”,妈妈和听到我说这话的大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并训斥我不准撒谎。我这才吃惊,原来他们竟然谁也没有像我一样地看见那天上的书,这才知道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原来本想问一问大人,那飞行的书上写的是什么,也只好自己去猜了。

    寒冬,每天  吃完了饭,妈妈不让我出屋,我想出去又出不去,只好伏在窗台上,刮着玻璃上的霜花,透过玻璃向远处看,看到远处有一片雪野,一群孩子披着朝阳,顶着寒风去上学。我每天如时地目送他们。有一天,孩子堆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古代黑色长袍的老太太,她的装束和孩子们的明显地不同,而且在孩子堆里横冲乱窜,如入人之境。我十分气恼,嘴里嘀咕说:"这老太太不礼貌",而且一看到她,我就指责她。一天,妈妈听了,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那个老太太的表现告诉给妈妈。妈妈也像我一样去趴在窗上看,却看不到我描述的那个老太太。我着急地在玻璃上用手指甲划着,标注着那老太太踪影,让妈妈顺着我的指示看,妈妈就是看不见。妈妈看不见也就不让我再看了,以后,妈妈到那群孩子堆里去打听他们当中天天有没有一个老太太,人人摇头。

    有一次,我感冒了,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脸上长满麻子的男人,他盯盯地瞧着我,咫尺之间,皮笑肉不笑地样子,吓得我闭上眼晴,待我以为他走了,睁开眼睛看,他到了我的枕边,我吓得本能地吼叫着一拳打过去,结果,这一拳把一个麻子脸打成了满屋麻子脸,空中和四周的墙壁到处都是皮笑肉不笑的麻脸,盯盯地看着我。我哭叫着向妈妈说“屋里都是麻子脸!"妈妈看不见那麻子脸,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哄我,愤怒地大声喝道:"你是啥?为什么吓唬不懂事的孩子?再不走,写黄表!”从前,我一有病,这个麻子脸就来,经妈妈这次责问,那麻子脸再也没有来过。

    神密文化的现象,在我的生活中早早地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宣传神密文化为的是奴役人民,新中国批判封建迷信为的是教育人民一心一意地跟共产党干革命。这些被历朝历代褒贬不一的现象,不被科学所承认,而我则确确实实地看到了,在日后的红色教育中,在批判封资修的“破四旧”运动中,它成了我心理的障碍,也导致我对政治时信时疑。

    那神密文化的现象,是上天在我人之初时对我的指点,为的是不让我人生的路上迷得太深太久......

 

       11  野孩子

 

      妈妈的出生地是我童年的欢乐的摇蓝。

      妈妈在她娘家的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平辈人中小于她或大于她的人,管她叫四姐或四妹;长于妈妈的人,和我的姥姥一样,管她叫“老孙”。在这里,比我辈份大的人,不论年岁多大,我不是叫舅姥爷、姥爷、姥姥、舅舅、舅母,就是叫姨,到处都是亲属,我生活在亲人的圈子里了,有天高任鸟飞,海阔纵鱼跃的自由。

    青纱帐起来了,我和大孩子进高粱地里打乌米,我不到七岁,不用手摸,一眼看去就可以断定那些鼓肚的高粱包那是乌米哪是高粱,劈下来保准没错。

    屯子前有一条大河,夏天,在齐人深的一望无际地大河岸上,我和那些我叫舅舅的大孩子们去放马,放猪,在草丛中尽情地折把式。有时我猫在深草中,任舅舅们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他们找不到我,就喊“狼来了,回家啦!”我这才吓得从草丛中钻出来,向舅舅们的身边跑去。我和舅舅们在水中扎猛子、搂狗泡、摸鱼抓虾、逮蛤蟆,有时把河底下的黑泥涂在身上和脸上,光露一双眼睛,一个个都象刚果人似的,大人们怕自家的孩子淹死,来到河边上找孩子,都认不出来谁是自己的孩子。

    秋天,生产队的场园堆得谷草垛高高的,晚上我们把它当成上天摘星的梯,你争我夺地抢着往上爬,爬上去往天上窜,窜不去,就从上边往下面的草垛上蹦,扑腾一声,人一下子就摔没影了,陷进深草堆里去,等缓过神来再从里边钻出来,往上爬,直到汗流夹背,衣服从里到外灌得全是草沫子,大人来找回家睡觉才不情愿地往家走。

    秋天,大河套里的草枯了,我和大孩子去烧荒。一根火柴燃了,星火变成了火球,火球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顺着风势向前呼叫着推进。有的手里拿着木棍,有的手里提着锹跟着火走,事先在火要着到的地方用锹把草铲光,为的防备火无限度地着下去,这样,不管火着得多么旺,烧到了地方它就自消自灭。火烧得地上耗子乱跑,天上的小鸟烤得乱飞。

    冬天,河结冰了,冰面像镜子一样光,打滑溜,像飞一样地快,美得两手展翅,一旦摔了,都是后脑勺先着地,摔得鼻子发麻,有时把鼻子震出血,还有时摔得没有了知觉躺在冰上半天才醒过来,不屈不挠,爬起来再滑。童年的玩耍中潜伏着死亡的因素,也不害怕,只要能开心,总是背着大人去玩冒险的事。

    春秋,我和大孩子到野外挖野菜,总爱在沟帮子或坡地挖洞。有雨就钻进去;风平浪静的时候就当成小屋休息。一个孩子一个洞。孩子们在家没有地位,这个洞自己成一统。一个洞若不塌方的话,挖它的人一直可以统治它,这是我们自己在野外的财产。1961年的初春,向阳坡地吐绿,大地还有薄薄的积雪,我们一帮孩子去到朝阳一面的沟帮子找野菜,渐渐冷风嗖嗖,蓝天变得昏暗,不知是雨还是雪就要来到了。离家已很远,为了能躲过这场雨或雪,我们立马在背风的坡处掏洞。各自手忙脚乱地干,洞还没有掏成,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谁也睁不开眼睛。我们七八个孩子像筐似地被风卷得满地滚,不约而同地滚到一个河沿的一个土坑里。多亏这个土坑,不然非滚到河里淹死不可。风刹了,天晴了,我们没等往回走,各家的大人就结队而来呼叫着各自孩子的乳名,看见了我们好像失而复得一样地高兴。大人们说:“那风是妖风,专抓小孩子,这是命大,不然都进妖精肚了。屯子中的大草房的顶都让妖风给卷走了。长大了我才知道那风收龙卷风。

    乡下的孩子手狠,抓住蚂咋和哈蟆小鸟,不是开膛就是扒皮抠眼睛,真是太吓人了。屯中有一个16岁的男孩子叫小栓,他每次抓住蛤蟆玩一阵子,然后就用针把蛤蟆的眼睛扎瞎了。小栓从小闹红眼病,两眼烂眼枯瞎的,他也不想让蛤蟆那鼓鼓的眼睛好好的,一见他拿针,我就惊叫着闭上眼睛。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为人而生为人而灭,但是残害动物的表现实在令我目不忍睹。我的天性使我不忍心看着它们无缘无故地遭到祸害。

    一年四季,除了冬天,我差不多天天抓蛤蟆烧吃。我从不象小栓那样子去祸害死蛤蟆,要死就让它痛快地死:摔死了。吃蛤蟆越吃越胖,脸蛋子胖出了搭了斡来了。我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却天天眼见着见胖,引起了人们的好奇,问我,我也不说吃啥了。一天我又背着妈妈把蛤蟆偷埋在灶坑火堆里,然后就跑去玩了,玩够了就回来把蛤蟆扒出来吃。分不清生熟,吃起来总是滋滋有味儿,不敢在大人面前吃,就躲在背地里吃,这一天正坐在碾盘上吃,妈妈的老姑家的女儿,我的大姨从我们家门口过,好奇地要看看我在吃什么,我把那吃了一半的蛤蟆背在身后,她非要看不可,我把那没吃完的蛤蟆一狠心扔了出去。她看到我的嘴巴子上沾着血迹,就猜到了我吃的是没有烧熟的蛤蟆,她大吵大嚷地喊我妈,说:“四姐呀,你看这小寒吃的蛤蟆还带血筋呢,我说他咋这么见胖呢!”妈妈认为蛤蟆是埋汰玩艺,不准我吃,有了大人的这次告状,从此我被大人看管起来,没有地方烧蛤蟆了。

    脱离了县城,到了乡下,这里政治还没有充实到儿童的世界,我的精神世界才有了自然、亲情、人性的体验,以至到后来的强化的政治教育年代,我才能凭着生活经历的感性认识来试探地接受着所谓教育,善良的先天的本性才没有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全部扼杀了。

                      

       12 想当神仙

 

     一次,屯子中死了一个老太太,大红棺材摆在院中,全家人和亲属哭嚎得惨人,那场面吓得我夜里不敢上厕所。不久,舅舅家的大女儿小玲,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美丽聪明的小姑娘患病,因缺医少药也死去了。我失去了一个小伙伴,失去了一个疼我爱我的小姐姐。我开始讨厌死亡,天天愁,睡觉中常梦见死亡:不是爸爸死就是妈妈死,有时哭醒,或在朦胧中长叹。妈妈问我怎么了,我回答了之后,问妈妈“人能不能不死?"妈妈说:"人哪有不死的?神仙才能长生不死。大人把儿女侍候大了,也就老了,也就死了。一辈子留一辈子。别害怕,爸爸和妈妈都年轻,陪伴着你长大。”妈妈的安慰,使我的悲伤和担忧一天天减淡,又开始了无忧无虑起来。我相信我的妈妈的话,爸爸和妈妈会活得很久很久。是啊,那时,我的爸爸和妈妈离死亡是那样地遥远。

    野外的坟墓,青苗就在它的旁边长大,秋天,玉米、高粱、谷子等庄稼收进了场院,脱粒后混进了大堆里,分不清那是坟地长出来了,那是没坟的地方长出来的,我端起饭碗,就想到五谷杂粮都是粪便和坟地里长大的,就恶心,咽不下去,吃了饭就常常呕吐。妈妈以为我病了,听我说是我因为嫌粮食埋汰,无奈地说“儿啊,除了神仙,人不都得吃五谷杂粮吗?不吃不喝,人就得饿死!”我抗不住饿,只好忍着恶心硬吃。吃饭嫌脏的感觉和由此而引起的恶心状态持续了好几年。

    我羡慕神仙,寻找神仙。因为当神仙好:可以不死,可以不吃五谷杂粮。神仙在哪,长得什么样?没有人说得清。我在炕头,在柳树荫下,在火盆边,从大人的口中,有了对神仙的的想象:神仙是生活天上的,人是看不见的,他们能走能飞,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长得像年画上的老寿星。我盼望有一天能遇到长着白白的胡子的神仙,和他一同出家,去当神仙。于是,我在家前庙后,总是留意,幻想着有一天能碰上神仙,好和他一同离家去当神仙。

    夏天,大雨倾盆,劈雷闪电,我和六岁的小伙伴老红,站在房门口,打开房门崐,兴奋地和老天爷对话,我大声地喊着从大孩子那里学来的话:"老天爷别下雨,包子馒头都给你!"我惊奇地发现:当喊道"老天爷别下雨”的时候,正在长鸣的雷,嘎然而止,好象一个人在大声怒吼时,突然屏住呼吸,静静地倾听我的话,等我说完,那雷又接着响起来了。一遍这样,再来一遍还是这样,这种巧合,使我相信天上有老天爷。老天爷听到了我的话,只不过是因为我拿不出来包子馒头热乎饼,欺骗了老天爷,才继续又打雷下雨。我恨我自已为什么没有包子馒头热乎饼,有了不就给了老天爷了吗?想到包子馒头热乎饼,我的口水就流了出来。

 

       13  乡下的启蒙

 

    每年的冬天,是乡下农闭的季节,当队长的四舅从外屯子找来说大鼓书的,天天晚饭后,大人们像开会一样到生产队部。小队一铺大炕,人挤人,齐刷刷的,黑压压一片,炕上坐不开,上柜盖的,坐窗台的,蹲地上的,如痴如呆地听书。我的家住在老城的时候,爷爷来串门,便爱上说书馆,领着我便听书便品茶。这回生产队说书,我天天和妈妈去听,场场不落,比大人去的还早,先上炕占位置。说书的讲《隋唐演义》,天天讲得口干舌燥,星星满天,鼾声四起,我却睁着大眼睛,栽楞着耳头听,到了收场的时候,说书人总是扔下一个悬念,让不睡的人“且听下回分解"。我却不走,想当天就知道那故事的结果,逗得大人直笑。四舅对说书的人说:"你看,我小外甥天天来,大人都困了,他连眼都不眨。”说书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先生,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当帮手,以前没留意我,听说还有这么个小听众,很是吃惊,便试探地问我:听懂听不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都能复述个七了八十,我告诉他们我喜欢黄天霸,我说我长大了学黄天霸,学成高强的武艺。那说书的人听了我的话,高兴得拍着我的后脑勺。我虽然还很小,但我的话对他来说简直是最高的奖赏了。

农忙了,说书就结束了,我听不到故事了,想念说书的先生,问妈妈:"他们咋知道那么多的事呢?"妈妈说:"从书上看来的。”于是我对书发生了兴趣。我找来爸爸的书,抱在怀里,可惜,一个字都不认得,又急又气,没办法,就不懂装懂地小声乱念。妈妈听了,纳闷地问:"儿子,你在那叨咕啥呢?"我说:“我看书呢!"妈妈以书上有图画呢,一看,上面黑麻麻的一片字,说:"你不认识字,念的是啥呀!?”我抱着书,问妈妈:"我啥时能认字呀?”妈妈高兴地说:“我儿子有出息!上了学老师就教你了。”于是我要求妈妈送我上学,妈妈说你才六岁呀,八岁才能入学。我盼望八岁。

一天,   上了四年级的吕金龙在车轱辘道上用树枝子划人玩,我对他说:"我写一个字你认识不?"说着便用树枝在地上划了一个“一”。他说这念”一”。我又写了一个“人”,问他:"念什么?"他说念“人”。他在“人”的中间划一个“一”,问我:"念什么?”我摇摇头,他告诉我这个字念“大”。我马上在“大”字底下加了一个“.",问他:"念什么?"他却不认识这个字,我大声地告诉他:"念‘太’”。我的爸爸叫孙太成,这个“太”字我认识得最早。我还没有上学就考住了四年级的学生,我好自豪。和吕金龙的交往,使我对认字就更感兴趣了:原来,平时往地上划的横、竖、敝、挪、点,只要像搭积木似的往一块一堆,差不多就是一个字;用树枝在地上划一个像猪圈似的方框,就念“口”;在“口”中划一个“十”就念“田";在“十”字的腋下一边各立一根棍子,就念“木”。任意划出来的道道,几乎都可以组成字,太有意思了。我央求妈妈:"快点送我上学吧,我六岁都能考住四年级的学生了,我一定能跟上大孩子的”。

妈妈找到老师,说了多少小话,还是不收我。没有办法,我常常尾随着大孩子去上学,走到离家四华里多的的头道沟中心小学校,人家进了校园,我只好站在校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了教室,然后自己再悄悄地回家。

 

        14 苦杏树

 

      我家的庭院中有一棵杏树,它是妈妈和舅舅在孩提时从野外挖回来栽活的,到了我认识它的时候,它已经长成了和房子一边高了。春天,杏树吐绿,放出的叶片一天比一天大,不知名的小鸟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落在枝叶间,唱着,跳着,有一种小鸟,和杏树的叶子一边大,生着绿绿的羽毛,妈妈告诉我这小鸟的名子叫瞎牛叶子。我站在树下贪婪地望着小鸟。小鸟在枝头叶间蹦蹦跳跳,啼鸣着。我想抓,够不着,我想打,怕小鸟惊飞。我急得手扶着树杆,想出一个法来:蹲在树根底下,头上戴上几缕蒿草树叶,希望小鸟把我当成树,落在我的身上。日子久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便不再想入非非了,开始抬头欣赏着小鸟,像看着画报上的一幅活画面。妈妈童年栽育的杏树结出了我童年的欢乐。

    然而这棵杏树结出来的杏,虽然又大又金灿灿的,可是吃起来却是苦的。苦杏啊像妈妈的苦楚的童年。舅舅三岁,我的姥爷就因给日本人修桥而丧生,姥爷去世的时候,妈妈才一岁,姥姥二十三岁。听妈妈讲,姥爷是一个木匠,做得一手好活,被日本人抓去修县城里的大桥,累和吓得了病,被人们回家来不几天就病逝了。姥姥带着孤儿独女,自强自立,族人劝姥姥改嫁,姥姥说不能让孩子更名改姓,自己死是张家的鬼,活是张家的人。耕种的季节,姥姥借不到牛马,就自己肩上搭上绳子拉着犁杖走,张氏家族虽然人丁兴旺,但姥爷不在了,别人也不愿靠前,姥姥的梦,姥姥自已圆。把舅舅和妈妈放在地里边,姥姥一边看着一双儿女,一边干着地里的活。姥姥的负担是很重的,姥爷去世不久,姥姥的双亲也都故去了,她把两个二、三岁的妹妹接来抚养,又把自己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弟弟送到了屯子中一户杜氏地主家去扛活,后来,姥姥连自己的儿女都养不起了,只好把两个妹妹送人了,姥姥的两个小妹妹抓心挠肝地哭,抱住姥姥的腿不放,姥姥哭着告诉她们:"不是姐姐心狠,不走都会饿死的!"解放后,两个送人的妹妹都出落成美丽的大姑娘,见了姥姥的面还故意假装生气地怪我的姥姥说:姥姥说:"不送人了,你们全都扔了,今天就没人气我了。”她们是感激自己的姐姐的。姥姥的弟弟在本屯子地大地主家里扛活,常常挨人家的打,哭喊声常常传到姥姥家的院来,姥姥心疼得站在自家的院落里偷偷地流泪。解放以后,人家斗地主,姥姥竟然不去控诉,她说:"从前,谁让咱命不好了,那年头要是人家不雇咱,还没地方吃饭呢!"姥姥的弟弟也听从姐姐的话,把斗地主看成是落井下石一样了事。

    我的妈妈在这样一个家庭和屯中的环境中长大,苦难是她记事起的第一课,也是她长生存的土壤。妈妈和苦杏树不同的是:苦杏树在肥沃的土地里长成,它结出的却是苦果;我的妈妈在苦难中成长,拥有的却是一颗善良的心。

       

       15 姥姥的女婿

 

    姥姥一生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妈妈。爸爸做了姥姥的女婿,据妈妈说,爸爸从来没有管岳母叫过“妈”,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他这样叫过一次。赶上姥姥来串门,爸爸下班回到家见到姥姥,也只是微微一笑,问一句不需要回答的话:"来了!"姥姥姥应承一声,就算完事了。有一次,姥姥来串门,妈妈当姥姥的面故意问他:"你叫妈了吗?"爸爸涨红了脸。姥姥见状责怪妈妈说:"自家姑爷挑啥?!心里惦着我呢。"是的,每次姥姥来,爸爸都让妈妈给姥姥买点好吃的。我七岁那一年,爸爸给姥姥买回来一顶黑大戎的老太太帽子。姥姥喜欢得够呛,轻易舍不得戴,来人串门,姥姥就把帽子拿出来给人看,向屯子中那些责怪我爸爸不管老丈母娘叫妈的人说:"别看我姑爷嘴硬,心孝敬我啊!”那个年代,这顶老太太的帽子,令屯子中的老太太们十分眼气,爸爸孝敬岳母的事也在屯中传开了。

    我姥爷家的张氏家族是屯中的大户,族中拉帮结伙,争争斗斗,争权夺势,一个生产队长的乌纱帽,今天这个舅舅戴,明天那个舅舅戴了,这个不服那个,那个不服这个。谁也干不消停,谁也干不长远。本是族中的派系斗争,却硬要说成是维护社会主义,鸡毛串皮的小事也要开斗争会。爸爸一回家,舅舅和舅舅的堂兄,即当了生产队长的四舅就来找爸爸喝酒,探讨政策,武装自已,为的是保官保身。这时,常有人来偷偷地站在外边的窗根底下听声,有时没人,四舅听风就是雨,冷不丁地就冲外面大声地说:"进来呀!在外面干啥呀?屋里吃点吧!”把我吓得以为来了鬼,因为我太小,还不知道他为啥要这样说话。有一次四舅还真地诈进屋里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他的堂弟张景堂。张景堂站在外边偷听,以为四舅看见他了,就只好进来了,四舅见他进来就问他:"咋不进屋呢",他说:"听四姐夫回来了,想来看看,又不知躺下没有?”我的爸爸真的不愿和舅舅们喝酒,因为这是惹是生非的酒,事后祸福难测,可是这酒又躲不开。

1962年春,县政府给下放户拨来几米在农村建房的木材,这是国家给还乡家属的物资,是平价的。爸爸看姥姥和舅舅在一起生活,住的小土房还是旧社会盖的,一间半,不足尺不足,又窄又小,全家六口人,一铺炕,挤得很,晚上睡觉两个小孩子要横躺在大人的脚底下。爸爸就和妈妈说:"用这木料和舅舅家换房子吧!咱们人口少,咱住小土屋,让小寒他舅舅盖幢新房子。”就这样,我们家的木料给了舅舅家,我们住进了舅舅家的旧屋。没想到就是这事,爸爸有祸了。舅舅盖完了房子剩了一根檀木,也和不和我爸爸商量,就以低于市场的价买给了他的一个本族弟弟。那个本族的弟弟把房子盖完,马上写了一封检举信,寄给省、专区、县,揭发我的爸爸倒卖国家木材。那年月,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县里马上出动人来查这事。弄清了此事与我的爸爸无关,否则,我的爸爸要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爸爸打电话把舅舅找到县里,问他:"木头剩没剩?”舅舅实话实说。爸爸说:"私卖国家木头是犯错误的。”舅舅也是党员,听了这话,很是紧张,说自已嫌了50元,回去就给人家退回去。爸爸知道舅舅刚盖完房子困难,怕他一下子拿不出50元,自已给了他50元,让他回去马上还给人家,还不许和人家吵仗。舅舅家的那位本族的弟弟占了一个大便宜。从此以后,爸爸再也不愿搭理我的舅舅了,也不愿回到这个是非之地的小屯,不久就把我们的家迁到了新县城。

从1963年的七月到1998年冬爸爸去世,35年之久,爸爸再也没有踏上这块土地。因为那里的亲情生出了爸爸的许多烦心的事。1965年夏,我的姥姥去世,爸爸正在法库县的红五月搞社教,出于对头道沟的厌恶,也出于对爸爸公务繁忙的考虑,妈妈没有让舅舅告诉爸爸。等到爸爸从外地回来,听说我的姥姥去世了,很是悲伤和内疚,说:"活着没赶上,死了也让我看一眼啊!”在许多年后,至到晚年躺在病床上,想到这事他还难过呢,感到对不起姥姥。

 

       16 孩子王

 

    我们的孩子王叫二生。乡下的孩子上学晚,二生十六七岁了才是乡下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天天大鼻涕拉瞎,混骂流丢,在他的班里,他的个子最高,打仗,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老师让他当了班长。二生把学习当成了副业,把当班长当成了主业。回到屯子中,孩子们都崇拜他胳膊上的几道红械杠杠,又惧怕他的个头和力气,在他面前俯首称臣,天天,围着他转。二生做了一把木柄手枪,这把手枪能发射火药,他天天把手枪掖在腰间或放在书包里边,脖子上飘着鲜艳的红领巾,胳膊上挎着红杠杠,俨俨是一个少年英雄。他什么都不怕,就是怕学习,背不下来乘法口诀。他南北二屯地疯,我们跟着孩子王抓“特务”、打鸟、捉蛤蟆、用水灌老鼠洞、捅燕窝。跟着他,狐假虎威,外屯子的孩子看见我们像土匪看见了正规军一样,不是藏就是套近乎。我们跟着孩子王好不威风!

    夏天,二生穿一条红裤衩,一件海军兰背心,那条裤衩让我看着眼热,也想让妈妈给我做一个,又想,那是上学孩子穿的,红布又贵,家里又没有布票,就没敢开口。有一天,孩子王向我们大小孩子炫耀,说:他的红裤衩是红领巾做的。原来,少先队员入队,发一第一条红领巾不交钱。再丢了,领红领巾交成本费,两条红领巾可以做成一条红裤衩。若去供销社,两条红领巾的钱也买不来做一条红裤衩的布。二生多次撒谎,从学校骗来了好几条红领巾,并在孩子们中推广他的成功经验。         舅舅家的二哥和二生在一个学校,也是少先队员,于是,我就央求妈妈让二哥也去行骗,好为我弄来红领巾做红裤衩。妈妈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是红旗的一角,好孩子不能像二生那样。听了妈妈的话,我真是不明白:二生是学校的少先队员,还是学生们的榜样,屯子里的人都夸他有能面耐,怎么好孩子还不能像他一样呢?

    七月的一天,我们一帮孩子在水泡子中洗澡玩,我掐着鼻子,扎了一个猛子,刚一露头,晃着脑袋,甩着头上的水,眼睛还没睁开呢,一股骚热涩咸的水注喷射在我的嘴上。我睁开眼睛一看,二生站在河岸上,向我们几个在水中的小孩子头上浇尿呢。我哇地哭了。他却哈哈大笑。

    大年三十的晚上,二生蹲在他家的灶坑门口,一边烧纸,一边嘴里念道着:"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挎着枪,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他妈妈高兴地说:"俺二生长大了,出息了,打对鬼神的事不用大人操心了。人们也夸二生聪明。

    后来,二生果然长大了,高小毕业当了生产队长和民兵连长,这时已是双枪在身了:一只是公社发给的三八大盖枪,一只是他自做的打火药的木头手枪。

    为了靠近党组织,早日加入共产党,他多次在生队的大会上揭发父母偷集体庄稼、偷邻居鸡鸭的事,终于,他把他的父亲送进了看守所。据说:他的父亲和邻居吵了嘴,事后把一块木板子上钉了不少钉子,然后把这块板子钉尖朝上,偷偷放到了那家的厕所里。人家的孩子上厕所,脚踩到了板子上,扎了个透亮。二生如实汇报给公社的人保组,为此获得了“五好民兵”的称号,公社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向他学习,少先队员还向他献了花。

    可是呢,二生到了成婚的年龄,却没有人给提亲保媒,三十好几的时候,还是光棍子一条。不得已,做了一个上门女婿,娶了一个痴呆女,远离家乡,抛下了年迈弓腰驮背的父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我们童年时代的孩子王。

    无知、虚荣心、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和外界从形势需要出发,不择手段地怂恿,造就的那个时代的孩子王,消声匿迹了。

 

       17  盼望长大

 

    童年眼中的四季,过得那样地缓慢,是因为孩提的眼睛每天都盯着每一个季节的每一天中的花草树木的变化。大自然中的一切变化呈似变非变的状态,抻长了童年的故事。长成了大人,目光投入了生活,对季节的变化熟视无睹了,偶然抬头看一眼,发现树绿了,方知春天来到了,却没有时间去赏花、踏青、掬一捧泉水去追忆童年的影子;转眼满目黄叶,出门加衣,方知一年又将过去了,当对镜看见眼角爬上了鱼尾纹,头上有了几缕银丝的时候,心,虽然还是那么天真纯朴,但人已不那样的年轻。童年的时候,我常站在爸爸妈妈的身边问:“我啥时候能长得和爸爸妈妈一边高呢?"妈妈说:"一晃就长大。”一晃的时间有多长啊?我盼望着长大。每次爸爸回来,我都和爸爸比个。爸爸逗我一阵子后,就教我数数,背古诗和“小九九”。我最讨厌数数,因为我总是数不准爸爸摆在我面前的物件,于是,爸爸就用做衣服的木尺打我的手心。开始,我还以为爸爸逗我玩呢,打得好疼啊,我这才知道是真打,我疼得喊妈妈。妈妈心疼我,又担心我不认真学,长大了真的不识数,成了笨蛋,就劝爸爸轻点打我。爸爸说:他的爸爸教他时,打得比这还重呢! 爸爸并不是每周都回家,我以前总盼爸爸回家,自从爸爸教我数数后,我想爸爸的时候,就有点害怕,怕爸爸回家来看我数不准数打我,于是我就自已悄悄地拿树棍练数数,看见天上的飞鸟也比划划地查多少只,为的是爸爸回家好喜欢我。

    从那时起,我渐渐地懂得了:长大了虽然好,但是,但也渐渐地远离了爸爸妈妈的宽容;一旦做错了事,便逃不掉打骂了。

 

       18 我的第一幢母校

    

    人的年龄好象一顶帽子,可是它又不完全同于帽子;因为帽子根据人的需要戴在头上,而年龄则不由人,只要星移斗转,它就会不容分说地扣在你的头上。人,就这样被时间逼迫着告别了过去,也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年龄给我们安排了环境。我成了八岁儿童,到了上学的时候了。

    杏子落地了。

    妈妈的姑夫,我叫姑老爷,一个长着落腮胡子,可能一生也没有刮过一次脸的五十多岁的老头,说话声干哑,又嗡声嗡气。别看姑老爷长得象李逵,性格却象一个老太婆。他在生产队里当饲养员,我常在驴前马后玩,姑老爷看护着我,怕我让牲口踢踏了。我和姑老爷不眼生,妈妈便让姑老爷送我入学。

    晌午,姑老爷给牲口添足了草,领着我和他的老儿子老崽儿一同去公社的中心小学报名。姑老爷手里掐着一根马鞭,倒背着手走,我和老崽围着姑老爷,一会前,一会后,打打闹闹。

    老崽比我大一岁,长得个子和我一边高。我管他叫舅舅。我真是不甘心给他当外甥,他总想管我,因为他是大辈嘛!以前,有好几次,他用大辈来压我,我不服,和他打交了手,他揪住我的头发,我也抓住他的头发,相持在那里,像两只顶架了羊。他问我服不服,我问他服不服,谁也不服谁。我俩累得红头涨脸,满头大汗,谁也不敢先松手,谁先松手,谁就会被对方就势摔倒了骑到身上挨了揍。正当这时,我们俩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妈妈赶来,拉开了我们俩个,让我向他赔不是。我不甘心地认了错。上学的路上,他还想管我,我反抗,他就追。

    姑老爷幺喝着我们俩个,一路上象赶着两只不听话的羔羊。

    那一天,到了学校,值班的男老师和姑老爷唠上了,我和老崽儿看到办公室的地上有许多的杏核,便钻到了桌子底下你争我夺地捡杏核。屯子中的孩子们正在玩砸杏核,我们总是输,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没人要的杏核,乐死我们俩个了啦。不一会,我们的衣兜就都满了,手里还握着许多。那老师见我俩这样贪玩,皱着眉头,要面试。姑老爷唤我俩,我们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老师说:“这么小,又贪玩,明年再来吧!”

    姑老爷害怕了,慌忙卷上一根老旱烟,递了过去,说:"先生啊,头几年挨饿,吃不饱,长得是小了点儿!可是不管怎么说,也吃了八九年咸盐了,不傻也不乜,跟上了,就求先生收下吧!来,快给老师敬礼!”

    我和老崽也害怕了,撒开手里的杏核,慌忙给老师敬礼,然后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不敢抬头。

    老师吸上了烟,问了我们一遍各自的年龄,姓名和家庭和人口。

    我们一一做答

    老师说:"好吧,先登上记吧。”

    就这样,这所小学从此成了我的第一幢母校。

 

       19 同桌的女孩儿

                           

    上学了,我和老崽分到了一个班级里。

    班上每桌三个人。我的同桌有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男生。女生叫李素云,个子比我高,红圆圆的脸蛋,长着一颗小虎牙,爱唱歌,会跳舞,是我们的班长。男生叫李树良,是班长的堂弟,和我一边高,长得胖墩墩的,穿一身海军服,帽子上的蓝飘带好像女孩子的两条小辫子,我觉得又好玩,又可笑,和他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呢,趁他不注意,就偷偷地捋着玩。于是,他为了保护他的复篮飘带,就和我挥拳动手动脚。

    那时,我俩的战争是非常激烈的。经常死死地抱在一起,摔倒在地上,你上我下的滚得象两条土驴。这时,老崽就会不记前仇,前来拨刀相助。班长就会不偏不倚,从地上把我们拉开,才算完事。有时,她也拉不开,急得呼喊老师和同学。

    往往上课了,我们还不甘心自已的失败,表面在听课,手也没动,桌子底下的脚还在偷着踹。班长主动申请,坐在了我们中间,限制着战争的发生。李树良够不着我,也忘不了捣乱,他看见李素云背着手听课,暗中把把手伸到了我这边,我以为他要捅我,一看,他在挠着李素云的手心。李素云一动不动地听课,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想李素云一定怀疑我了,现在没事的样子,下课一定会告诉老师。为了反击李树良,我也把手伸到他那边去,挠李素云的手心。李素云挺拨着身板,无事一样。下课了,我忐忑不安地等待老师的批评,然而,一天都风平浪静,好像我们的那张桌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从此,我十分地感激李素云,再也不捣乱了。一次,李素云的铅笔掉到桌子底下去了,我不容分说,钻到了桌子底下去帮她找,恰好前桌的同学不满意了,一晃凳子,把我的头撞了一个包,我一手捂着额头,一手拿着铅笔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从此以后,我和李素云有了纯真的同学情谊。课堂上,她象一个大姐姐一样地帮助我打格子、削铅笔,支农劳动,拨麦子,我累得满头大汗,用手抹着头上的汗,她掏出小姑娘特有的漂亮的手绢递给我;学校的厕所离教室很远,去解手,要经过一片苦丁香树丛,厕所旁还有一片坟地,我一个人上厕所心里害怕,孩提时不知男女有别,总是看见有人上厕所了,就跟帮去。李素云也常约我结伴而行。我和班长同桌,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也很自豪。很快我也当上了学习小组长,受到了老师的重用。

    我们同桌不到一年,我就转学到了县城的实验小学读书。学生时代,我读了十年书,转了八次学,离开头道小学后,我再也没有遇到像李素云那样待我如大姐姐似的女同学。时间的久远,我已忆不出同桌的女孩给了我多少童真的关爱,我只感到她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结出的果实叫思念。我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她。当我和她分手许多年后,写下了一首诗歌《寄给童年的女友》:

    我是大海一片帆/风雨送我上远天/十八从军别故乡/人烟稀处守边关/哨所离家千万里/思你一梦到故园/醒来犹见青纱帐/明月伴我忆童年。

    乡村小路弯又弯/你我割草上青山/我为你崖上采野花/你为我泉边洗手帕/两小无猜相追戏/杨柳滩上飘笑言/我要长大做骏马/奔向那广阔的大草原/你要长大学雄鹰/展翅飞上九重天。

    几度杏花谢又开/探家回来人已变/爹娘将你早嫁人/丈夫女儿责任田/是你心中一片天。

    我想化做轻轻的风/拂去你身上尘和汗/我想化做马兰花/田头与你常相伴......

    同桌的女孩,一个农民的女儿,走出了校门,哪里是她的耕种理想的地方?老崽来信告诉我:"班长还生活在她出生的那个小屯子里。在那权力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年代,没有灵与肉的付出,一个姑娘,仅凭善良和才能,怎能走出她那小村庄呢!童年就萌生上大学,进城里工作的理想象农家小院的窝瓜架上的谎花,虽然开得灿烂,却没有结出希望的果实。二十岁,便以民办教师的身价违心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却有着红本的男人。那男人是一个供销社的会计,在改革的年代,领着小姐跑了,仅留给她一双儿女和和那男人年迈的父母,还有一幢低矮的小土屋。

    她的丈夫成了别人的新郎,阻住了我探望她的路。每当我忆起故乡,忆起童年,就忆起她;只能远远地久久地遥望她居住的方向,望着那我们曾经一起望过的那一片蓝天,那一片星,那一轮月......

 

        20 我的启蒙老师

 

    人生的路上会有许多的领路人。我的老师门树琴是我进入校门后,把我送上红色道路的第一人。她使我懂得了师恩、友爱和理想。

     每当入座后,上课前,老师起歌,每个孩子们都想在这歌声中听到自已的歌音,60多名学生的嗓声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流,冲出教室。每个窗口也都同时涌出歌声,童少年的嘹亮清脆的歌声,激荡在校园,飞向四方,飘向田野,飘向天空,使荒凉的清贫的小镇显露出潜在的生机,歌声之后,便是朗朗的读书声。那阵阵的读书声,像春雨敲打着干枯的黑土地。

     每天,上课玲一响,我们就争着抢着地涌入教室。一天,老师进来,全体同学象触电一样唰地一下子站起来,齐声说:"老师好!”老师说:"同学们好!请坐!”大家唰地坐下去。这时,第一排桌的老崽听到老师让坐,坐下去的时候用力太猛,从凳子上滚到了桌子底下去了,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把老崽从桌子底下找出来,老崽摔得太重,又当众出了丑,哭了。老师一边拍打着他身上的土,一边擦着他的眼泪,扶他坐到了坐位上,然后站到讲台上对我们说:"同学们到一起,就要像亲兄弟一样,一人有了困难,大家都要争着伸出帮助的手。今天摔的是他,你笑了,自已没事;反过来,你摔了,别人也在一边笑,你的心里不难过吗?要拿人心比自心,培养自已的同情心,这样,长大了才会是有出息的人。自己有了困难别人才会也帮助你。”

    我们虽然很小,但人人都能听懂老师的话,人人都沉默下来。老师的话像春风,我们的心像春天的河荡漾起温暧的细浪,彼此间汇接成一座友谊的湖泊。从此,友谊像一片帆,开始在这湖泊上升起,整齐化一的群体生活,使初入校园的乡村野孩子兴奋,每一天都是新奇的。

    一天下课,我正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呢,老师把我叫到跟前,两个男同学也跟过来了,老师示意他们走开。老师蹲在地上,我站在她面前。我的个子太小了,我站着才和老师蹲着一边高。咫尺之间,我的心却还在想那边玩的同学,希望老师快点放我,心不在焉地看着老师。老师用手指着我的裤裆说:"看,上厕所也不在意,到家让妈妈刷刷!”我低头一看,老师指的是我的那一片尿碱。尿碱的硬亮在阳光下闪着光。每次上厕所我总是急急火火,不等净呢,就系上裤子跑去玩,里外淋了一下子,也不在意,因为别的男孩子都和我差不多。妈妈也不当回事。老师一说,我红着脸低下了头。老师喜欢她的学生,就用自己的爱好标准严格来规范所爱的孩子的成长;否则就会像不负责的牧人一样,任凭羊去散荡。

    人世间父母的爱是慈祥的,但也有打骂子女的时候,师爱源自母爱又高于母爱,她有如姐姐对幼小愚顽的弟弟,永远是规劝、宽容、和忍让同情,最甚也不过是严厉的语气。我的老师门树琴对我们的爱有母亲的慈祥,有姐姐般的温存,父亲般的严厉。她教我们图画,教我们语文,教我们算术,教我们音乐,还教我们的体育,乡下的教师是多么的辛苦,哪个孩子鼻涕下来了,她要去给擦,哪个孩子身上痒,也找老师挠;下课的十分钟,是孩子们发泄的时间,屁大工夫,常有好几伙闹翻脸,互相争抢着来找老师告对方的状,放学了,我们站成排,她把我们送出校园,还要再陪伴一程。

    二年级的一个男同学,在全年组里他的个头最矮,不知叫什么名子,长着一脑袋代黄头发,大家都叫他“小黄毛”。小黄毛是个淘气包,隔着窗户,我常看到他的男老师把他揪出教室,罚他站在太阳底下。有一次刚下间操,满院的学生乱哄哄地玩,许多学生围着洋井接水喝,不知为什么,小黄毛的班主任吼地一声,一脚踢在小黄毛的屁股上,把小黄毛踢出了好远,小黄毛身子还没有站稳,就回过头来恨恨地盯着他的老师。他的老师三十多岁,膀大腰圆,看见小黄毛不哭,也不说话,一付不屈不挠的样子,又窜上去打了小黄毛两个嘴巴,之后又揪住小黄毛的头发抡了一圈,疼得小黄毛大哭起来。老师把揪掉在手中的一撮头发扔在地上,扬长而去。满院的师生看得心惊肉跳。

    高年级的学生同情小黄毛,放学的路上,我们观看他身上被老师打的地方。小黄毛含着眼泪,说:“疼”,吩咐同学们别告诉他的父母,他说他的爸爸妈妈若问,他就说是自已上体育课摔的。

    那位男老师的师道尊严并没有赢得同学们的敬畏,反倒树立了小黄毛的英勇无畏的形象。小黄毛在操场上踢足球,大他好几年的男生都不敢和他争锋。

    看到小黄毛的遭遇,我们就爱戴我们的老师门树琴。

    幼儿时,爸爸妈妈就教我给团县委的叔叔阿姨们行礼,和讲文明礼貌的用语,我又有过上幼儿园的经历,上学,在文明礼貌上鹤立鸡群。看到老师,我跑过去,行个礼,问:"老师好!”老师帮助我时,我就说:"谢谢老师!"老师和邻班的张老师迎面走来,正在玩耍的我,慌忙闪到一边让路,向老师敬罢礼,问声“好”。张老师很惊叹,说:"哟,这个孩子,你叫啥名啊?”不等我答,门老师自豪地摸着我的头,替我回答了,然后吩咐我:"别跑摔了!"

    尊师之情,是我发自内心的。1965年的夏,我读小学二年级,患了跑肚拉稀的病,请了病假,刚好一点,爸爸用自行车驮我上街买药。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梁上,远远看到了班主任伊桂琴老师和一个老师走在街上,我拉着爸爸的衣服说:"下地!我看到老师了。”爸爸问:"在哪呢?"我用手一指,爸爸笑了:"那么远啊?!还过去?”我“嗯”了一声,下了自行车,横穿马路,绕到老师的前面,行礼,向老师问“好”。老师一楞:“哦”了一声,说:"你不是病了吗?怎么在街里呢?”我说:"我和我爸爸买药来了。"老师似乎不信,怀疑我无故旷课,顺着我的目光寻去,果然看到了我的爸爸,感叹地说:"这么远啊,还过来向老师问候!”

    童心无瑕,纯朴、单一的行礼和拙嘴的问候,及受到老师表扬时脸上的红晕,都透露出孩提时对老师的一片真情,自然,在头道沟小学赢得了我的班主任门树琴老师的偏爱。

    一天早上,妈妈一边给我呈饭,一边说:"昨天晚上老师来家访,表扬你了。”我睁着大眼睛望着妈妈:"门老师来了吗?"妈妈说:"你睡得死死的,咋招呼都不醒,门老师不让召呼,我就没再深喊你。"那时乡下没有电,家家点煤油灯,怕费钱,也嫌屋里有煤油味,天天都早早睡下。孩童的我更是贪睡,觉又大,有一次夜里,我在炕上睡打巴式折到了地上,身子把地上放的黑泥尿盆子砸碎了还不知道呢。奶奶半夜叫我起夜,满炕摸不到我了,急得点上灯,发现我躺在地上没声没息的,以为我摔死了,又摸鼻子嘴有气,扶我起来,一边唤我乳名,一边满地溜我。我还没有睡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身上皮都没破一块,一块痛处也没有,不耐烦地挣脱妈妈和奶奶,爬到炕上又睡了。门老师来了,我相信妈妈肯定的唤我了,但是没有唤醒我,这本来不该怪妈妈了,我还是呶着嘴不高兴,说:"我不醒,你咋不掐我鼻子呢?喘不上气来我不就醒了!”

    1963的夏天,我们的老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天早上,老师胸前戴着一枚闪闪的团徽,邻班的女张老师向她表示祝贺。我们也懂得了入团的光荣。老师脸色绯红,神情激动,教我们大家唱《戴花要戴大红花》:“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是老师的心声,也是对我们的希望,至到今天我还会唱这首歌。老师把爱溶入了时代,我们也与老师的心相通,为自己的老师是一名共青团员而感到自豪。

    老师像清晨的太阳,校园像一棵青枝绿叶的大树,我们像小鸟,在师爱中欢度着我们的美好的童年时代。

    寒假一过,我们在家呆了一冬的孩子,好象盼来了春天的小鸟那样高兴,背上书包去上学,到学校大家相见,好像失群的野马终于回到了马帮中来一样,每一个人的眼里都放射着火一样的光茫,你拍我抱地相拥在一堆。我们热爱这个集体,热爱在这个集体中学习和劳动。

    突然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今天别上学了,到学校开一张转学书,后天咱们搬家。”原来爸爸要把家搬到县城里。大人要办这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非常惊呀和生气,顶撞妈妈:"我不转学!"说完背上书包上学了,和往常一样,以为这样就可以抗拒成功。正上课呢,妈妈来了,老师迎了出去,我也被叫出了教室。老师看着抽泣的我,说:"到县城的小学,那里的条件好,和妈妈走吧!到新的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和同学们搞好团结,用不了几天就熟了。”我晃着身子,执意不走,要留下来和门老师住在一起。门老师一边擦着我的眼泪,一边说:"老师还没有成家,和人家张老师住在一个宿舍,地方小,也不会侍候孩子啊。想老师,等你放假再来!"

    那一天,妈妈强行把我领出了校园。我一步三回头地用泪眼望着那书声朗朗的的教室,望着那曾萌生了我师情友爱的摇篮。风雪交替,岁月之河的浪花没有掩没冲淡我对这所乡村小学的怀念,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常常梦到我的启蒙小学,我的启蒙老师,也常忆起在那里度过的学习时光。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我久寻不到我的老师门树琴,写下了一首思念她的诗歌《我想念我童年的老师》:"

   那时您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教我们大家唱歌跳舞吹口琴/手把手教我学写aoe/也曾用姐姐般的温存拂去我委屈的泪痕/

    命运之神安排我去远方/师生之情伴着皱纹日益加深/林海上皎洁的月亮/边陲吐艳的花群/母亲慈祥的微笑/姑娘迷人的歌音/生活中一切闪烁着的美/都让我想起您那颗心......

    我知道我的收获/都将绽开老师脸上的笑纹/于是报捷的银燕/几度飞向老师任教的乡村/可是却没有追上您轻盈的脚步/我又在梦中把您找寻。

    莆公英飘零的花瓣/也要落地生根/为什么无人知晓我童年的老师命运之船在何处飘奔/莫非您早已化做了洁白的雪花/溶入了孩子们无暇的心......

    至今您也许鬓发斑白/两颊飞走了漂亮的红云/美丽的眼睛现出了慈母的情神/可是我却永远记着您是那样的年轻/是啊/被孩子深深爱戴的人怎能会被时间夺去美丽的青春!

 

       21 住太平房

 

    这是一个冬季的黎明,鸡没叫呢,花轱辘马车拉着我们三口人上路了。四岁的弟弟躺在妈妈的怀里无忧无虑地睡着了。我披着被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渐渐离我远去了的房舍和村庄,这一切我熟悉的,和我有如朋友般的景物又和我分别了,我满怀留恋的看着远方的一切。这时,车出了屯了。我的妈妈抽泣了。我知道妈妈想姥姥,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亲朋好友。我和妈妈一样难过,我扯着妈妈的衣襟,劝妈妈别哭了。妈妈心情不好,斥责我别说话。我害怕得不敢再说什么了。姥姥没有送我们,舅舅和舅母也没有送我们。前方,爸爸在60里以外的县城里等我们。

    孤零零的马车,辗着冻结的土地,吱吱格格地披星星戴月地向黑黑的方向走去。我暗自愁:我害怕我的那陌生的学校,我想念昨天还和我在一起的小伙伴们,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见到他们了,脸上虽然没有泪水心中却是万分的孤苦,心中却满了恐惧、空虚、失望、无奈。

    我们新居是解放军当年打四平时的“八.一”病院的太平房。

    这里的居民区是当年“八一”病院旧址。一排排红砖白瓦的房子,象纵横列队的士兵,齐刷刷地伫立在长白山脉的脚下。我们居住的宅是处于院区的最南,窗外是低洼的野地,抬头望去是不长树不长草,没有绿草没有飞鸟,只有沙石的秃山。向南望它象堵住咽喉处的一团棉花,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起初,我和妈妈也不知这房子是太平房,至到发生了几件害怕的事儿。

    这是一座三间瓦房,西屋的两间住着爸爸单位的局长,东屋一间是我们家住。一天晚上,四岁的二弟哇哇地大哭,说害怕,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小人手里端着枪,站在我们屋的门坎上边。妈妈抱着他,不让他看。越不让他看,他就越看,看一眼,就惊叫一声,大哭一阵子。别人看不见,只好照着他比划的地方打去,咋打,他都说那个小人没走。二弟描绘的那个小人的样子,活生生的是一个解放军的形象。

    我看不见那个小人,看着二弟那害怕的样子,反倒看着二弟好笑。打不走那小人,我们全家就任由那小人站在门的上方去为我们站岗吧。常了,二弟看不见那个小人,好象没有了玩的,还哭闹着要看那小人。

     有一天,爸爸从外边进屋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在小人下边过,突然一个跟头摔进屋里来。爸爸说好象被一根大棒子打进来的。有时候,大白天的,也不知屋里什么地方突然就咕咚一声响,那声音好象是一个醉汉一拳砸翻了饭桌子,瞬息间就鸦雀无声了。你去找吧,满屋里什么都没有摔坏,什么物件都没有动地方。你猜也猜不出来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动静。

    天黑了,爸爸下前,妈妈抱着二弟领着我,站在西房山头,不回屋,指着远外处的星星告诉我拼音说:“那星星下边是你姥姥家。”有时自言自语地说:"你姥姥也不知现在干啥呢?"有时冻得实在挨不过去了,就到不认识的人家去串门。有一次,我无意地听到妈妈对爸爸说:"咱住这屋是太平房。换个地方吧!“爸爸听了,默不做声,似乎早就知道这事,也没有问妈妈从那那听来的。我问妈妈太平房是干什么的?妈妈怕我害怕说:"住解放军伤员的房子。”我听了反倒很高兴以为太平房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大声嚷嚷:"我们家住太平房了!”妈妈喝住了我,我开始咸感到这个太平房是很神密的,也就不敢乱说乱讲了。

    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家住进了太平房,不知这是我们家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残忍。那时,县政府县委的大大小小的许多干部住在县政府和县委办公大楼的后边的新式瓦房,屋中有自来水,连厕所那时都修到了屋里去了,他们处在60年代,却已超崐前亨受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他们竟比毛主席下令枪决的张青山刘子善强多少?20世崐纪末,腐败蔓延之时,人们是否想过:腐败的种子正是那些抱怨腐败的所谓的老革命们洒下的,他们早已做出样子!

    几个月之后,我们家终于搬出了那座太平房。

 

       22  贫农房东

 

    这时,我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老师教我们唱一首歌《贫农下中农一家人》:"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山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毛主席来了翻了身。”我们家这次搬到了城关村的五队,找了一位贫农家的房子住。在这里,我们家仿佛是落到了后娘手里的孩子,日子过得心酸伤心,一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日子,也仍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感。

我们家到了这个镇郊的蔬菜队,社员们见外来户,不让落户,60多岁的安队长在社员大会上开口大骂:"你们知道吗,咱们这队部是谁帮助建成的?是孙股长!是,我们这小队外来户一个也不要,也得分人哪!人家帮了我们忙,咱们就得讲良心!”   

郊区的生产队工分值高,地少,加上族亲多,排外。爸爸是农业局的生产股长,这个生产队建队部时,曾找到了我的爸爸要玻璃指标。计划经济的时代,木材和玻璃,你没有指标,有钱也买不来,爸爸及时批给了他们所需要的玻璃,没抽他们一根烟,没吃他们一口饭。安队长十分感谢我的爸爸,这次他一言堂定下了我们家落户的事,从此也潜伏下了我们在这里受欺的因素。

    我们家的户东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驮背弯腰,小眼睛,两颗门牙尖尖地向嘴唇外边支着,有着小城镇人的尖诈和乡下人的愚顽。她本来是贫农,可是我一看她就想起在电影里和故事书中看到的地主婆,我害怕她,更讨厌她。妈妈一旦做了好饭菜,宁可自家少吃或大人不吃,也要送她一份。她看我们家来客了,她就不做饭了,等着白吃。妈妈洗完亮晒在院中的衣服,没等我们拿,就没有了;她没事还指桑骂槐,打猪骂鸡地影射人。我们家住在她家的西屋,妈妈把我管得严严的,我走路都怕吓着她家的小鸡。起初家里想养猪,增加点收入,房东这个样子,别说猪,连人都大气不敢出呢!惹不起她,交不下她,月月给她房租,还得感谢她,看着她的脸色过日子。我们天天担惊受怕,好在房东的二女儿是个少先队员,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还是学校的班级干部,常私下常常劝我妈,并当面指责她妈。 

             

       23 死在爸爸手下的猪羔

 

    不久,我们只好另找一处房子,迁到了一家安姓人家的东下屋。这屋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鸡舍。我在炕上不敢直腰,若直腰,脑袋就磕着屋顶,白天看不见日头,夜里看不见星月,冬天,四壁是寒霜,夏天不通风,门口要是站一个警察,这里就活生生地是一个囚窒的样子了。

爸爸抓家来一个小猪羔。图省钱,抓的猪羔又小又瘦,尖嘴巴猴,比猫大不了多少,我天天放学去给它挖野菜,盼望着它长大,卖钱填补贫因的生活。住人家的房子,又在人家的院里养猪,这也是厚着脸皮干的事。人穷了,脸皮就得厚点。这小黑猪又贼又好毛,一条铁链子一头栓着它的脖子上,另一头钉在地下。妈妈喂它一个多月,它身子不见长,脾气倒见长,一盆猪食吃不了几口就故意哄翻。妈妈怕打毛了它,忍着气,一边用手把食从地上捧到盆里,一边“格拉拉”地叫它,像哄小孩似地哄它,看它吃上了食,还不时地用手摸顺着的它的毛,希望它认识家人,有个好脾气,好好吃食,快快长大。

这时,正逢妈妈生我的三弟弟,喂小黑猪的活就落在了我和爸爸身上。一天早上,爸爸也没有太重视妈妈的话,不知深浅地大大方方地端着食盆向小黑猪走去。小黑猪见有人来,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立起耳朵,站在那,不吭不动,猪头冲着爸爸,见爸爸快起到了跟前,吱地一声向远处窜去,用力过猛,也没有挣脱,倒被锁链子的反作用力拉摔了回来,它一下子疯了似的围着爸爸乱窜乱跑起来,铁链子一下子把爸爸双腿捆绕了好几圈。爸爸一下子摔坐在地上,猪食盆扣在了地上。房东跑过来,把出钉在地上的锁链子,才把爸爸解出来。小黑猪借机跑了。爸爸从地上起来,二话没说,操起一根铁锹把,就去追小黑猪。奶奶正在侍候妈妈的月子,见我爸爸去追小黑猪,怕打坏了,让我快去追,我尾随爸爸,等到我赶到地方,小黑猪躺在爸爸的脚下,七窍流血,一命乌呼了。爸爸象和谁打了仗一样,看着死猪,气得呼呼地喘着气。

小黑猪死了,抓猪的钱白搭了,妈妈心疼损失,哭了。 我们家悲伤,房东却乐了,拎起小黑猪去扒皮吃肉了。

    小黑猪的死,是因为它好毛引起的,爸爸妈妈叹了一阵子气后,认真地分析了小黑猪愿毛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猪圈。不养猪,困难;养猪,没圈不行。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养猪,要养猪就得换地方:找房子,找一个有盖猪圈的地方的住处。

 

       24 西山下的鬼屋

 

    不久,爸爸告诉我们:在西山果园找到了一幢房子。那里的房子是公家的,有自己的院子,还有园子种。能够养鸡养猪种菜,我们自己是主人,再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过日子了。

    礼拜天,妈妈领我去看房子,我一路高兴得蹦蹦跳跳,到了地方,傻眼了:那屋哪是住人的地方啊?!山根底下,孤单单地立着一个早年看山人住废了的土坯屋,长有丈余,宽有大人的四步,人去屋空,没窗没门,南房墙都倒了,后山墙没窗户,房顶露天,游人近邻把这房子当成了公厕。我和爸爸爸妈妈清理着屋中的人畜粪,用几块大板皮钉成了一块房门,果园送来了一个旧窗扇,又求人泥抹小修,搭锅台,搭炕,忙乎了好几天,这小屋终于像个房子了。它冬天四壁透风挂霜,有时夜晚从棚里飞屋里家雀;复天,阴雨天的日子,房子漏得满屋是水,最怕夜里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全家就得坐起来,靠在墙旯旮背雨,保护被褥别被雨浇了。在炕上对准棚顶露雨的地方摆着锅碗盆接雨。雨大了,炉坑子里往出涌渗山水,一盆一盆地往出淘这渗山水,淘慢了,水就自己流出来泡屋地了,炉子被水泡了,炕洞里也是水,别说没法做饭,还时时害怕屋子倒塌了。我那时真是十分羡慕猪圈。雨大了,猪圈还有干的地方,而我们家却连干的地方也没有啊!

这样的一个小屋还经常发生一些莫明其妙的事情。有时妈妈不在家,晚饭后,就领弟弟去邻居家串门,天黑了,我自已在屋中写作业或看书,常常听到妈妈回来了,外屋有走路的声,还有人的咳声,我以为是妈妈回来了,有时唤妈妈无人回答,推开房门,外屋一片漆黑,没有一个人。

一次夏天的晚上,二弟回屋找小孩玩的东西,他蹲在外屋门后边翻着,突然嚎叫着往外跑,“妈呀妈呀”地喊着。妈妈和街巷上乘凉的人们听到二弟象被狼追了的动静,都跑了过来。他哭着说:“屋门后猫着一个人,我摸着那个人大腿和脚了。”

“老孙家进去人了!”人们嚷着。那时,我的爸爸不在家,在辽宁省的法库县红五月搞社会主义教育,妈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街上人多胆大,大伙一下子把我们家包围了,有人提着棍子,有人拿着铁锹,有人握着石头,有人找来手电筒,站在门外喊了一阵子,屋里也没人回声。胆大了人涌进屋里搜个遍,啥也没有。

    那时,果园的场长老婆晚上厕所,有几回看到我们家的院门口蹲着一个“没脑袋没屁股的,人不人,狗不狗的玩艺”,她怕我们家听了害怕,也没对我们说,至到我们家搬出了那个小黑屋,她才讲出来。妈妈十分感谢她,说:"大嫂是个好人,要是我们在那屋里时听了这事,可咋住啊!"

    天黑,特别是冬天的晚上,人们都呆着自己的家里,不像夏天晚上外面有乘凉的人,我们家孤孤单单地在屯子的最后边的山根底下,妈妈不在家,我特别地害怕,总觉得我们这小黑屋有妖魔鬼怪,我羡慕书上描写的那些降妖捉怪的道士,便学着书上写的,在窗户的玻璃上和门上用浓墨汁画上一把把利剑,标注着“斩妖刀”、“镇妖剑”,我相信我画的这些刀剑会斩尽杀绝那些敢于来犯的妖魔鬼怪。

            

       25 苦闷的少年心

 

      没有好的房宅就没有好的生活,人们都这样说,住在这样的小黑屋里,妖魔鬼怪没有把我们咋的,但日子却过得穷困苦恼。在这个小黑屋里整整度过了七年时光。

     这个小屯子三十几户人家,除了我们家是农业户外,都吃供应粮,他们不用种地,不用磨米面,天天都是大米白面,我们家的粮都是自留地产的和生产队分的,除了大苞米就是高粮。那时,生产队分的口粮:大人365斤,像我这十多岁的小孩子280斤,我的两个弟弟比我更少,全年每人才100多斤。天天顿顿省着吃,几乎天天吃的都是苞米面,差不多顿顿是苞米面汤。贴大饼子吃的时候都非常少。到了年节的时候才能吃到大米白面。我常怕粮不够吃,等妈妈做饭时,趁妈妈不注意从,偷偷抓出一把米来,待缺粮时再拿出来,好让妈妈惊喜。放学了,或劳动归来,时不时地摸摸粮袋子,看看还有多少吃的。没有了玉米面,就默默地去搓苞米,我每次要到十里地以外去磨米面。那位磨米点的大叔总是恶狠狠地对待我。每次排号,轮到了我,他常让排在我后边的人串到我的前面来。那时,各村的磨米点服务对象以本村人为主,我是外来的人,不撵就不错了,哪敢吱声?不论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男女,那大叔总是热情帮忙,特别轮到了女人,他更是勤快,到了我这,我要自己把粮食举到高过我的漏斗里,他又不关机器,又总嫌我的动作慢,狠狠地习斥喝我。我心好害怕,有一次,我一急,险些摔到轰轰滚动的机器带上。每次磨米面的路上,不知要歇上多少次,瞄准一个方位物,背着口袋向前走,到了地方放下,喘一会气,再瞄准一个方位物往前奔。我渴望有一台手推车,我用我儿时玩的手枪换了一个碗大的铁轮,还差一个轮子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瞄上了生产队和果园的犁,想偷犁上的轮子,琢磨了好久,觉得不应该,才没有下手。我少年的肩和背与家庭的负担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果园摇身一变成了园艺学校,那些20多岁的学生花丛中钻树丛中滚,吃着大米白面,还糟踏着粮食,房角屋后常有他们倒掉的白哗哗的米饭和馒头,吃不完的馒头用来当土块打仗玩。一次,一个胖子像唤狗一样举着吃不了的馒头问我要不要。我心里想要,可是我不肯接这羞辱之食,背上的三弟才三岁,看见了馒头,伸出小手就去接,那胖子一笑,一扬手,把馒头抛到空中。我和三弟的目光顺着馒头的抛物线落到了百米以外的山上的草丛中。三弟哭了,我的心比哭还悲痛,哄着三弟,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把馒头捡回来,到家用水洗净,分给两个弟弟。那麦子面的味道儿如今回味还香呢。

    童年的四季也是忙碌的。差不多每天的事是满满的,家里常年养两口猪,春夏天,早上顶着露水去放猪,放学回来打柴、开荒、给猪和人挖野菜,冬天去大地里去捡干白菜、搂柴草。果园的孩子们都是劳动的能手,夏季里比着打柴,山上的青蒿草无穷无尽,家家柴草垛的大小是这家孩子勤懒的说明。我的镰刀天天磨得锋快,开始的时候不会用,手脚被刀砍得伤痕累累,右手小手指头险些被砍掉,经过两年的打柴历程终于成了打柴能手:会打铺连,以身为轴,左手抡起刀来,周围的蒿草被削得唰唰倒,地面像人的胡子被剃头刀刮的,露出光秃秃的地面。柴草打得多,不敢在山上晒,怕丢,为了都能背回家,我们人人一杆柴伙钎子。这二米多长的柴伙钎子一次能串十多捆柴伙。别人家干活的哥们多,我的两个弟弟太小,眼看着我们家的柴伙垛比别人家的小,我不甘心,和大孩子上山,我就猛劲干,多打柴,背的也就多,14岁的那一年夏季,我背柴草压着了,天天咳嗽,一声接一声,前后院的大人们说:"累大劲就吐血了。”爸爸妈妈劝我歇一歇,别再干活了,逼着我喝生鸡蛋,每天一个。我害怕得了痨病,不能再给家出力了,更怕当不上兵,喝了一个月的生鸡蛋,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去打柴。小伙伴们隔三差五地来看我,问我:"好点没好点?"我看到小伙伴们,心情悲伤,我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了。严重的咳嗽渐渐的消了,胸部却总沉闷,当兵体检时,肺部还有黑影,年年冬季都犯咳嗽,至到四十八岁的时候这个病才不治自愈。

    有一年的夏天,爸爸托人从商店买回来几尺布皮子,所谓的布皮子就是包装布匹的白色粗布,上面印着蓝色的编号,据说那时犯人穿的劳改服就是这个东西做的。妈妈用它给我做了一件上衣,本来是要用蓝颜料染了的,把原来的编号遮上,一时没钱买,我就穿着它去上学,别人管我叫“劳改犯”。我不懂,我不地乎,天天打柴背柴,青草蒿子的汁和我的汗硬是把这件衣服染成了草绿色的了。连那上面的编号也看不出来了。我正好喜欢军装,再也没用买颜料来染它。

    读书是我的天性,爸爸的书多得很,但遗憾的是大都是政治书籍,只有少量的文学书刊。书店里的书琳琅满目,我却没钱买。我想挣钱买书看,按着大孩子的指点,同时也对照着爸爸的种植药材的图书上山挖药材。挖了不少旁风、地丁,天天又晒又亮,去买,医药公司的那收购药材的人用手在我的筐里翻来翻去的看了一阵子,说:"不合格”。我只好咋去的又咋回来的。大孩子说卖药材得走后门,我黄嘴丫子没退净,哪里去找人帮我的忙?白白忙乎了!从此便不再挖药材了。转而去学雷锋,捡破铜乱铁牙膏皮。不过这卖来的钱没有去做舍已为人的事,都用来买革命的书籍了:《第一支军号》、小人书《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半夜鸡叫》。心宽不怕房屋窄,童年的心在书籍中得到了解脱。在这幢小黑屋里我读了许多著名作家写的名著:《封神演义》、《斩妖记》、《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崐怎样炼成的》、《水浒传》、《星火燎原》、《跟随毛主席长征》等

    小屋关不住我少年的心,我响往着外面的世界。

    生活,使我热爱了大自然;劳动使我热爱了读书。大自然使我忘记了家境的烦恼;劳动使我感受到了创造的快慰;读书使我萌生了理想。

    屋后的山野,遍地留下我放猪、打柴、开荒、剜野菜和嘻戏的身影,每一株花草树木都几乎沐浴过我纯真的爱,汲取过我辛勤的汗水和委屈的泪。

    如今,我每当想到这座山野,望见这座山野,踏上我这山野,我就又如回到了童年。我的心情就激动,同时,也就忆起那座小黑屋,酸楚之情油然而生,禁不住为我的童年流出泪来。

    后山的那座小黑屋,它使我早早地懂得了知足;因为在我以后的日子里,生活总是胜过在那小黑屋度过的岁月;它也早早使我萌生了奋斗的心。

 

       26 要饭花子封我当校长

 

    冬天的一天早上,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和屯子里的一帮高年级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中途,不知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进入我们这帮孩子群中一个要饭的老头。他两手操袖,和我们一块朝着一个方向走,一会冲这个孩子问:"有没钱?给点!”一会冲那个孩子问:"有没钱?给点!”别人不是躲他就戏笑他,没人怜悯他。他到了我的身边,说:"这个孩子一看就仁义,给我点钱吧!"我也知道这个老者是在哄我的钱,但是我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躲他和戏弄他,而是恭恭敬敬地站住,弯腰从很深的棉裤兜里掏出了几个硬币,递给了他。还有几个硬币没有掏出来,我又弯腰往里掏,掏出来又递给了他。老者第一次接我的钱就很知足了,已不忍心再要我的钱了,迟疑了一下子说:"小孩儿不用了,剩下的你留着着吧!"我还是给了他。这几枚几硬币有着我的体温,潜藏着我多少渴望,老人知道它的分量,把钱揣进了腰兜,对那帮孩子说:"你们的书白念,就这个孩子有出息,长大了能当校长!"孩子们哄地一声笑了,立时有人管我叫“校长”。我涨红了脸。从此“校长”的绰号一直伴随着我到离开果园这个地方。这时的我已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了,我的学习是全班的劣等生,叫我“校长”是在嘲讽我。

    离开头道沟小学,我怀着对门树琴老师的怀念,来到了昌图镇小学,上课的第一天,我就遭到了老师的讥讽。当时老师对刚转学来的学生都有试探的心,年轻的女班主任让我到黑板上写一个学过的生字“国”,我先写了一个“口”,然后在“口”里写了一个“玉”。班主任用教棍敲打着我写的“国”问我:"你们家盖房子先封死了门窗啊?门窗封死了,人从哪进去?”全班的同学哈哈大笑。我红着脸低下头,不敢面对师生。中国字书写的顺序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等要求,从此我虽然记住了汉字的书写要求,但对老师敬而远之了。

    几个月后,我转入了昌图镇的试验小学,升入了二年级,年轻的女班主任常在课余时或课堂的剩余时间给我们讲革命故事,老师讲的一个《害人害自已》的故事,我至今还深深地记在心里。我刚对她产生有如对门树琴老师的依恋,一件使我与老师隔阂的事发生了。这是夏季的一天下午,学校开大会,平时一节课45分钟,下课了学生们就上厕所。校长讲话,就不受45分钟的限制了,讲有两节课了,我有尿,要上厕所,老师把她认为应该去的男女生放去了,看到我举手也不给假。我也真憋不住了,心里有怨,自言自语地说老师“偏向”,还小声地骂了老师一句。这一下子自己可惹了大祸。我的身边有一个从高年级降到我们班级的男生,平时就两面三刀,当面尊敬老师,背后竟出坏点子捣乱,正好这会儿他也要上厕所,老师没有批准他。他立刻向老师报告:"老师,你不给他假。他骂你了!”老师听了后问我,我承认了,老师批准了那个降级包子的假,也批准了我的假。如果老师再不批准,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我行我素地上厕所了,因为那时的我已经转过了三次学,开始有了自己的胆量了,对老师虽然尊重,但碰到老师的不公时,有逆反心理了,更何况我都快尿裤子了。到了放学的时候,人家都回家,老师把我留下来,我孤独地呆在黑洞洞的教室,老师去吃饭了,也不知啥时才能回来,我又饿,又害怕,天晚了,我自已还要走七里多地,途中要穿过一片树丛,要过一条河,路过的那个屯子有好几条恶狗,半路上碰到陌生的孩子还可能挨欺打,还害怕到家挨了妈妈的打骂。星星都出来了,老师还没有吃完饭来批评我,我后悔为什么说老师的坏话,后悔为什么骂了老师。我在教室里哭泣着。老师终于回来了,她见我没有逃走,还在等她,一边打着饱嗝,一边说:"天晚了,你先回去,明天给我写个检讨书。”把我放了。我的妈妈抱着我的三弟领着我的二弟站在屯子的路口上等我,见到我回来了,看见我还在抽泣着,问明了事情后,擦着我混划的脸,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好好听老师的话。”那一次,我哭得上牙打下牙,所有的牙根都发麻,至到中年我的爸爸去世时,我悲伤流泪时,上下牙还麻得头晕。

    我升入小学三年级,班主任老师是一位二十三岁姑娘,高挑的个,一对黑宝石般的眼睛,双眼皮,两条大辫子过腰,是省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出生在日本的东京,长在沈阳,能歌善舞,说话的声音十分好听,在学校老师是鹤立鸡群。她在别人的忌妒养成了高傲孤独的个性,也不会爱护孩子们的自尊心,强盛的上进心又促使她刚烈武断。在她的班里我们受不到外班的歧视,但也很少得到她温言细语的教诲。有了过错,她总是历声地教训学生。我们爱她,更怕她。

那时我的爸爸妈妈选择居住地没有能力考虑我上学的远近,家总是离学校很远,走近路要过一条十几米宽的银河。银河四季流水,河上没有桥,踩着石头过河,河水浅的地方到膝盖,深的地方齐腰,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里。夏季还好说,秋冬就吭人了。怕掉进河里,我常常走大道,从一座日俄战争时日本人修的水泥桥上过,多绕三四里地的路。因此常迟到。谁迟到了,谁就站在前边像展览品似的让大伙看。直到老师愿意让你回座了,你才能回座,有时有的人一节课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座上去。我一回羞,两回皮,三回四回就不在乎了,脸皮就厚了,挨批评当展览品也不当事了。冬天我感冒了,耽误了好几天,没有学到除法的课,本来老师答应给我单独补的,可是却没有为我补,从此我对算术一片茫然。我成了老师眼中的笨蛋。那一天,我又迟到了,胆突突地进入了教室,老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害怕地立在了门口,低下头,没有老师的允许,迟到的学生不能上坐,我等待老师让我“回座”的命令。老师到我的面前历声地说:"靠边!"并狠狠地暗中使劲掐我的胳膊用力一推,我的鼻子险些碰到了南墙上,她又掐住我的脸讥讽地说:"这么胖,纯牌是一台造粪机器!"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真想找地缝钻进去了。从那以后,我在课堂上一旦淘气,老师总是暗中连掐带拧的从坐位上往出拽我。我也毫不客气地当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地质问她为什么掐我,为什么拧我,并扬言要找校长去告她,她也气得干脆就嚷:"掐你啦!拧你了!”我挨留的时候太多了,三年级时几乎天天挨留,等老师吃完了晚饭,天黑了,她才漫不经心地回到教室,浮皮了草地批评我几句,然后放了我。我的逆反心理日益强盛。常常迟到了我就不进教室了,在外面逃学。有时上课,老师在前面写字,我就把老瓜瓢的籽放得满屋,于是,教室里弥漫着象棉花绒子一样的东西。老师也猜不着是谁干的。有时正上课呢,我看她不注意就跳窗户逃学了。有一次全校早操后书记训话,训完话后,老师把我留下,送到了学校书记面前。意思是我在书记讲话时不注意听,让书记来惩外我。我们班有许多的同学在书记讲话时交头接耳,我记得我并没有和他们那些人一样,怎么偏偏把我交给书记呢?我感到很委屈,也很害怕,我和高年级的几个同学在书记屋里站了一会后,书记从外边进屋来,出乎我们竟料之外的是书记一句也没批评我们,只对我们说:"要上课了,都回去吧!”回到班级,我是经过学校书记“批评”过的人了,在同学们的眼中是一个英雄似的人物了。不久老师家访到我家对我的妈妈说:“你的孩子表现不好,逃学、顶老师、不写作业,他被开除了!”我这时还在逃学中,还没有回到家呢,等到我回家后,妈妈把老师的话告诉给我,说:"你别去了。老师把你开除了,等你爸爸回来到学校看看,找找人,看还能不能让你念了。”我说:“比我还不好的学生都没开除呢,班里有人动刀扎人,还有偷东西的,都没开除,能开除我嘛!要开除我,得拿学校盖着红章的证明信!”那时候老师常吓唬班里的淘学生,说开除这个开除那个的,我们淘孩子们在一起合计过,懂得要开除学生须有书记和校长盖章才行,所以我有主意,照样去上学。但是表现却比以前好多了。老师在全班学生面前不点名地说:"咱们有一个学生已经除名了,他愿意来他就来,他愿意走他就走,大伙不要向他学习。”我和全班的学生都知道老师是在指我而言。我也不吭声。

师道尊严不能说不对,但是一个小学里类似我这样的师生关系很多,这对于不久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起因。毛泽东再有能力,若没有全中国各校师生的响应也难以成功。从我上小学一年级看到小黄毛子挨打到我上三年级和老师关系的紧张,其中透露了中国一代青少年将要和上一代人分裂的开始的信息。但是我从来没有批斗过我的任何的一位老师

    小时晚我不理解苦待我的老师,长大了我知道老师的恩。为了一个人的成长进步而喜而忧的,是父母;我的老师恨我爱我是缘于我的表现。学生是不能用孩提的心态来判评自己的老师的。我的老师给我的是恨铁不成钢的爱。这爱有如园丁修理不成材的小树,都是有情有义的,只不过是功在末来而已。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最后都成了我终生爱戴的人。三十一岁的那年,我寻到了我的小学三年级的老师,她已离开了本地,我专程去看她。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说我长大了,眼睛还像小时候那样,又黑又亮,忽闪忽闪的,老师津津有味地讲着我小时候气人的事,老师看到学生的成长进步是那样地高兴和满足啊! 

 

      27 我和爸爸抄家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的夏,打砸 抢的枪炮声,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天天从县机关大楼方向和不知地名的远方传来。爸爸不是走资派,但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使他责无旁贷,他有观点,就要站队,卷入了派性。每天走的很早,,回来的很晚。妈妈为他担惊受怕。到了点儿,就让我到屯子头的路口去望。冬天的一天,爸爸比每天回来的还晚,到家说,红卫兵要抄家了,红卫兵知道我的爷爷在旧社会教过书,爸爸平时又爱看书好写稿,在白天的时候问过我的爸爸:老孙,你们家书不少吧?发出了抄家的信号。我的爷爷是清末的秀才,解放前是私塾先,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爷爷也教过书,爷爷把他从祖上接过来的书和他自已积累的书传给了我的爸爸。家里简直像个书库。爸爸贪黑把门窗关好,顾不得吃饭了,翻箱倒柜,把书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把他认为红卫兵要抄的书全都甩了出来。平时,我不敢这样大翻爸爸的书,这会开了眼,蹲在爸爸的身后,他扔出一本书来,我就抱进怀里一本,他扔两本,我就抱进怀里两本,抱不住了,我就往屁股底下坐。屁股底下成了书山。爸爸吆喝我:“别动,留它干啥?都烧了!”这些书大都是线装的古书,繁体字,我看不懂,是很珍贵的书,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爸爸的。我不知什么叫鲜花毒草,对书独有钟情,只要是书,哪怕看不懂,不认识那字,我也喜欢,我相信我长大了会看懂的,不听爸爸的话,坚持要把书留下来。爸爸说“若留这书,红卫兵来了,查出来,得把人抓走,赶紧烧了。”听了这话,我也害怕,只好趟黑和爸爸去烧书。这些书纸张又黄又薄,还半透明,有防火防水的功能,烧又烧不着,浸水又不腐烂,我只好和爸爸一麻袋子一麻袋地往猪圈里扔,垫猪圈。有一本书,足有《新华字典》那么厚,也是那么大的开本,兰布做的封面,爸爸捧着这本书恋恋不舍地翻了一阵子,递给我说,:你去烧了去吧 !我见他那样不忍心放弃,好奇地问:这本书写的啥 ?他说写的是老佛从那来的。我一听暗自高兴,我从小就想当神仙,原来家里还有这样的书。我接过来说:我这就去烧。跑到外边把书藏到紫禾垛里,又迷了一会儿,就回到屋里来,谎说烧了。待到白天,我背着人,把这本书偷偷的举到我们家的棚里去了。过了不几天,爸爸从他的书里又翻出了一本《圣经》,也交给我来处理。我背着他把《圣经》也举到了棚里边。可惜的是棚里有耗子,把书都嗑了,我没能保存下来。春天一到,房前屋后,大街小巷,风吹残书破页哗哗跑,那都是我们家的书啊!我天天看到街上的孩子们踢着我们家的书、撕着我们家的书玩,用我们家的书做手纸。我的心里好难过,打倒四人帮后,忆起那些书心,还心疼哪。后来呢,红卫兵也没有来抄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竟被我和我的爸爸抢在红卫兵之前,自己抄了!

 

 

       28 学习骗人

      

童年好比一个万花筒,每一个日子都象一朵鲜花,一片绿叶,天真烂熳;童年也是险象环生的时代.孩子们在一起演绎出许多的可喜可气可怕的事。

       一天,我和小月、小生、小成子等一群孩子在山上撸草籽,小月唤我们几个过去 ,他 说他找到一棵酸枣树,摘的酸枣在衣兜里,谁想吃?我们信以为真,个个说要吃。小月说:“要的人多,我给谁呀?我喊一二三,喊到三时,谁先举的手就给谁吃,没偏没向”。说罢,他开喊:“一、二、三”。我们唰地一下子共同举起 了手。小月想了想,说:“是小寒先举的手,小寒,这酸枣就给你吧,你可别嫌酸哪!'我高兴地过去。小月一把将我抱住,用手使劲按我的鼻子,说:"酸不酸 ?”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赶紧说“酸哪!酸哪!给别人吧!”没吃到酸枣的孩子乐得前仰后合。

    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去剜野菜,读五年级的小昌子对我们几个二、三年级的孩子说:"他借到一本小人书,叫《列宁上下册》,太有意思了!谁看?”“我看!”“我看!”我们争先恐后地吵着。小昌子说“先可小成子看吧!”小成子乐喜喜地奔过去,小昌子一把抓住小成子,揪住他的耳朵,捩一下子,拧一下子,又在他的脸上脸下册了两个出声的嘴巴。小成子激了,说:“你打我干啥呀?”小昌子说:“你不要‘捩拧上下撤嘛!谁让你没听明白了!”挨打的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没借到书的幸灾乐祸 。

     放学的路上,小昌子说:“小寒,你把‘好像对我说’这句话倒过来念 。”我听听你的朗读。”高年级的孩子考我这点小事,我不是手拿巴掐的吗??!我当时就高声背颂道:“说我对像好!”我的话音一落,周围立刻起哄:“小寒子有对象啦!”“小寒的对象啥样子啊?”我这才知道大孩子的用意,脸红红的。

    有一天早上我去找小月打柴禾,他坐在他爸爸的写字台边,对我说:“小寒,我头几天碰到一个神仙,教我一个能耐:我现在不用眼睛看,用鼻子就能把字闻出来。你要不信,咱们打赌。你写个字,我要闻出来,弹你一个脑瓜崩;我要闻不出来,你来弹我一个脑瓜崩。”我立刻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国”字。他把纸有字的一面冲下,没字的一面冲自已的鼻子,不让我和他的弟弟小生近前。他闻了闻,就叫道:“国”。我真的蒙了,不知他说“碰到神仙的话到底是真是假”。我又写了几个字,他不错地认了出来。让大孩子唬过许多次,上过不少当,心想:真有神仙也不会让他碰到,碰到也不会教他本事,因为小月好欺负小孩子,神仙是不会教这样人本事的。我就怀疑他在搞鬼。见他一边闻字,一边往半开半合的抽匣里看,我让他关上抽匣他就是不关。还不让我们到他跟前去,那抽匣里十有八九藏着什么。我冷不丁地一伸手把那抽匣子拉开,原来里边有一个小镜子,他冲镜子里看鼻子底下的字呢。我让他骗弹了好几个脑瓜崩。

    被人家骗的次数多了,我也开始学着骗人了,练着搞恶作剧。春天,山上下的杨柳榆树上有一种和树叶子一样色儿的小毛拉子,又小得象个米粒儿。这种虫子的身上长着玻璃丝一样的扎人的毛,打柴剜菜,人的身子碰到它,立刻又疼又痒,几天也不过那劲 儿,只有当时找到拉人的那个小毛拉子,把它的浆抹在患处,才能以毒解毒。对它是防不胜防。这种小毛拉子幼时生在花生粒大的巢壳里。一天,我无意发现这巢壳里的幼虫,虽然和出壳的虫一模一样,但是它的身子上的毛却不拉人.夏季的一天,我和几个与我相仿的男孩子去剜菜,当他们的面故意把一个幼虫摆在我的手背上,大伙看了惊奇得不得了。问我怎么不怕拉?我说我从一个神仙那学来一个口诀。他们似信非信地问我是啥口诀?我说哥们都不错,我就告诉你们吧。说罢,我就念道:"南也门,南也门,南也门有个大神仙,专治小毛拉儿”他们听我说,,又见那小毛拉子果然不拉我。纷纷从树上找来小毛拉子,效仿我,顿时人人上当,个个被拉得疼痛痒难耐,有的落了泪。见小伙伴们那样子,我的心里很后悔,十分难过,那天,他们都不再理我了,几天不来找我打柴剜菜了。12岁的我品味到失去朋友的苦闷和孤独。

    从那一天开始,我宁可被大孩子骗弄,也决不再学坏人的方法了。

   

       29 少年武工队 

        

看了《红孩子》和《小八路》《小兵张嘎》电影 ,我们就想学电影里的小英雄。西山脚下是果园的葡萄园子。夏季的晚上,我们常在两个大孩子头的组织和率领下,分成两伙,都自封为“八路军”、武工队,把对方看成日本鬼子和汉奸。人人头戴柳树条编的帽圈,手拿木头手枪,向山岗上冲杀,当两军相遇,大孩子头在我们的后边指挥,我们都勇敢地冲上去拚搏,常常打个鼻青脸肿,挂了彩,有哭有骂的,才结束战斗。

有一回我从同学那里借回一把破军号,和一只打纸炮子的铁手枪。晚上,我戴上柳条帽圈,背上军号,手里握着手枪,神气得俨俨是个小八路了,和大孩子向西山冲去。

这次的目标是西山看山的小屋。

小月见我一身装束,十分高兴,说:“那屋里进去了特务,小寒打头冲。大伙跟上。不准掉队,不准投降。”说罢,他大喊一声:“冲啊!”

我第一个冲到了那小屋的门口。

小屋里是看山的人,是一个30多岁的光棍子,是屯子里管大孩子头的老大孩子头,许多玩弄人的点子都是从他那里想出来的。他看见我来到门前,故意地逗使我开门往里进。我回头看看紧跟上来的伙伴,像英雄似的大喊:“缴枪不杀!”用手中的铁手枪向那门的铁拉手上一顶,一道火星闪亮,啪地一声,我的手枪甩了出去。我的手从手指尖开始,一下子麻到肩膀头上。原来,屋里的人把电话线接到了门的铁把手上了。后来才知道是小月和老大孩子头合谋:让我们中计挨电。当时我楞在那里,身后的孩子们吓得目瞪口呆。大孩子头和老大孩子头说:让电电了,长大就不能结婚生育了。”我不知道是啥意思,吓得哭着回家去了。这一年我才10岁。 

童年,看电影是一件喜事。电影院放映电影,除非学校包场,不然,是看不起的。哪个地方放露天电影,那怕十里八里,人们也要赶去,但是,大孩子们是不愿领小于他们的孩子的,要领也都是他们的弟弟妹妹们,大孩子为了减少麻烦,对那里演露天电影的消息总是封锁,又总是封锁不住。我没有哥姐,没人领我,一听到哪里有了电影,急得哭鼻子,妈妈也心疼自已的儿子,又哄又劝,看不住我,我就偷着跑出家,远远地跟在人家的后边。他们快,我就快,他们慢我就慢,一旦被人发现,人家又是骂,又是往后边抛土块,或撤腿跑,企图甩掉我。我可怜巴巴的,或含着泪水独自回家,或等他们走远了,我再沿着他们的方向去  找放电影的地方。有一次,在距家十里地的一幢学校放映《三进三城》,我偷着跟去了,人山人海,我害怕被生孩子打了,悄悄地靠在本屯子孩子们的身边。小孩子个头小,根本就看不见,不少人搬来砖头、石头踩在脚下。我也搬来一块石头垫脚,刚站好,就从身后来两个大孩子,不容分说,举手就抡我两嘴巴,抢走了我的石头,到那边与我们屯子中那几个大孩子边看边唠。

我明白了:这打我又抢我石头的人,是屯子里的大孩子勾结来的人。我没有能力反抗,又怕一会儿再来欺负我,我藏到一边去,边擦着眼泪,边看着电影,渐渐地被电影迷住,心里想:长大了我要当一名解放军。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想着保家卫国呢。           

 

     

        30 走桥栏杆练胆

       

    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的青少年象黄续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王崐杰、刘英俊等革命英雄学习已尉然成风,每一个青少年的理想几乎都是长大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做一名保卫祖国的忠诚战士 。我当然也不例外。

    要参军就得有胆量,我开始有意地培养自已了。小学四年级,我刚刚13岁每天上学时要路过一 座大洋桥,大洋桥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人在昌图镇内修的,全长约300米,宽约6米,水泥钢筋结构。桥上的路灯被红卫兵砸了,红卫兵扒不动桥,炸了许多封资修的东西,这座桥却没人敢炸,它是哈大公路的必经之路。桥栏杆也是水泥修的,窄得仅能有大人的手掌宽。我要煅炼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长大了好象雷锋王杰刘英俊那样,成为革命的英雄。我开始练胆量了。听说当空军,就要不怕登高,站在多高也不能头晕,我一坐汽车就晕车,上到高处还眼晕,我必须练出个出色的本事。于是,天天上学不走桥面,爬上桥拦杆上,站在上面走。桥有三丈多高,底下是奔流的大河,摔下去,若掉在河岸上,可能摔死,掉进河里,也可能淹死。这些,我都没有去细想。起初,桥上过了拖拉机,桥体颤抖,我害怕,就下来,后来决心过这一关,来了拖拉机,我也不下来,至到练得过拖拉机、大汽车,大马车,桥体咋颤抖我都不在乎了。有一次,桥面上开过来一辆大客车,上面的人见我在桥拦杆上走,都扒窗口往外瞅,不敢出声,司机也把车开得慢下来,怕把我惊摔下桥底下摔死沾了包。我这惊人心的举动,令那些同伴们望尘莫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没人敢象我一样置生死于度外。

     这时,我并不自满,因为我听说相邻的小学有一个高我一年级的学生爬上了比三层楼还高的县委院中烧锅炉的大烟筒,不但上去了,他还在那上走了好几圈。我也算计着要去爬大烟筒 。这时有人把我走大洋桥的事告诉了我的妈妈,吓得我的妈妈不敢让我去上学了,直到我认口服说,保证不再上桥拦杆上走了,才允许我上学。妈妈还偷着在后边看着我许久。我气得打听了好久,想知道是哪个多嘴的人告诉了我妈妈。这事很快又被我妈妈知道了,说:“人家不少人跟我说的,全都是为了你好,你还找人干仗?”

    从此以后,我不仅不能在大洋桥的拦上练胆了,登大烟筒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我虽然没有爬上县城里哪座最高的大烟筒,可我的梦却终于实现了:1974年,我18岁穿上了绿军装,成为一名人民的坦克兵,守卫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用战士的忠诚震慑了一切虎视耽耽的敌人!

    几十年过去了,几代人已穿越过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当年多少往事都附笑谈中。可是,每当我走在那桥上,每当我忆起那逝去了的年代,我都为我那颗童心,为那一代人而激动而感慨 。

                      

           

       31 抢毛主席纪念章的故事

                    

1967年,我读小学五年级了,已经12岁了,这时的小县城里,许多人都戴上了毛主席的纪念章。我们班级里有的同学也在胸前别上了金光闪闪的纪念章。我真羡慕,问他们从哪买的,都说是家大人单位发的。我爸爸在外地,妈妈没有工作,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胸前暗自着急。左右邻居家的  大孩子们也都陆续地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他们的父母都是社员,生产队也没发纪念章,哪来的纪念章呢?我开始留心起来,一次听他们私下唠,我才知道:他们的纪念章是抢来的。我原以为多么了不起的人,却都是这样的人啊。

我的同桌有一个比我高半头的男生,他已经有了两枚纪念章。我向他要,他说:"你熊蛋包!你去抢呗!我这是我凭能耐抢的。”我这才知道先前他说大人给的,是骗人的,他又告诉我“别的男生的也是抢的,大人的纪念章轮不到小嘎伢子。”

我这才如梦方醒。我没有纪念章,买不到,要不到,若不去抢,我就得不到纪念章,还会被人耻笑为“熊蛋包”。我的心活了,萌发了抢毛主席纪念章的想法。

同班有一个男生和我一样:没有纪念章,觉得没面子。我告诉他:我要抢纪念章。他要和我一同干。

这一天,放学后,我们不回家,去到街里行抢;边走边合计如何抢,抢啥样人的:要抢就抢男的,抢女的让人笑话;不抢老人的,也不抢比咱小的;两人必须有分工,就是一个抢的,还要有一个放哨的的。开始,谁都不想充当抢手,你推我让,定不下来谁抢,后来说比个头吧,谁个高,谁去抢。一比,我比他高,就得我抢了,他掩护;说要抢就得连抢两枚,一人一枚。

出了校门口,几步就遇见一个戴纪念章的,几步就遇见一个戴纪念章的。我心里突突跳,只要一伸手。那日夜羡慕的纪念章就成我的了,真是又激动,又害怕。按着先前定的原则,我让过去几个老人和小孩儿,跟住了一个男子汉。他胸前的纪念章是大的,能有乒乒球大。等他从我面前过去,我在他身后悄悄地跟着,怕踩出动静,我用脚尖走。他突然一回头,看到我像小偷似地跟在身后,瞪了我一眼。我装做玩的样子,凑到他的侧面与他并列而行,眼眼往他胸上溜。他发现我俩个人在他身边转,猜到了我们的意图,站下来幺喝:离我远点!说完,看了看胸前的像章,恨恨地向前走去。我白打这个  人的主意了,再跟着怕是要挨揍了,又换了一个目标。这个人也是一个男子大汉,胸前戴的像章是银白色的塑料的,是夜明纪念章。我们刚一接近他,他就知道,说:“眼气这纪念章啦?再往跟前来,我看看!”就这样,盯上的几个目标,都警觉了。天也晚了,我俩也饿了,同伙也不想再坚持先前的原则了,说能抢谁的就抢谁的吧。

这时在街中心发现一个小女孩儿,她胸前戴的像章并不很出众,像一枚二分钱硬币那么大,红底金头像,和先前盯梢的那几个人比,实在是逊色。可是没办法呀,再不下手,今天就白了。她的个头虽然比我高一点儿,但肯定没我有劲儿,万一被她拽住,我也能挣脱。我决心抢她的。那女孩背着女式的挎栏书包,无忧无虑地走着,毫无防备。我看准,一般热血涌到嗓子眼儿似的,一咬牙,就下了手:一把将纪念章摞了下来,转身就跑。那女孩子像让狼追了似地大喊大叫起来,拚命地朝我追来。我拐了几个胡同,她跟了几个胡同。她的喊声  惊动了街上许多人,一定以为有人抢了她的钱。一个大人同她一起抓我。我的路熟,左拐右拐,钻到一座树林丛生的靠在河岸边上的50年代废弃的工厂大院,院里堆着许多不知什么年代放的许许多多的水泥管子,我一下了就钻进了水泥管子里边去了。他们找不到我了。

    我爬在水泥管中看着手中的像章。这时,就听不远处那个大人说:“算了吧,我还以为谁抢了你钱呢,找不到就回家吧!”女孩抽泣着说:“我上街给我妈买药。纪念章是我向姑姑借的....  ..

    我听到这,再也不想藏了,从水泥管中钻出来,向那边的她走去,她身边站着一个大人。

    小女孩儿看见我,对那大人说:“叔叔,就是他!” 

    那位叔叔一看我,吃惊地地说:“呀,这么点儿个小孩儿,我以为是多大的人儿呢!

    我心里说:“别哭了,还给你!"把手伸过去,手心是她的枚像章。小女孩儿伸手接了过去。

    那位叔叔冲我说:“我不认识她,也不认识你,听到喊,我就过来了。你这孩子,再喜欢纪念章,也不能抢人家的呀!”说着,叔叔把自已胸前的像章摘了下来,递到我面前,说:“我这送给你吧!"

    我的脸红红的,晃着头,没有接。

    叔叔劝我“快回家吧!"然后领着小女孩儿和赶来的人们转回去了。

    我害羞地低下头也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同伴赶来了,他说:“刚才你出来干啥呀?你把像章给她啦?”

    我“嗯"了一声。

    从此以后,许多小伙伴都陆续地戴上了像章,同我行抢的同学也终于抢了一枚像章,而我却很晚才在胸前戴上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解放军的《四个第一好》,是我的爸爸送给我的。当我拿着这枚纪念章,喜欢得不得了,可是我想:我要是知道那个小女孩儿的家该有多好啊:我会悄地把这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放到她家的窗台上......

 

 32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1973年的12月的一天,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上级的关于黄帅反师道尊严的文件。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五年级的12岁的小学生。她把自已在学校中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师道尊严”写在日记上,她的日记和写给编辑的信,寄给了《北京日报》,被刊登在《北京日报》上,编辑为此配了“编者按”。黄帅的日记和信引起了轰动。这种轰动也波及到了距北京千里之遥的我们的班级,引起了我给语文老师写大字报的事。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四十岁沾边的男子汉,长着络腮胡子,有着诗人的性格:上课时,他常常在起初时讲话温声细语,慢慢地就激动得满嘴喷吐液,有如电影里革命者英勇就义时似的激昂。据说他是“文革”暴发前的“高中生”,也经过造反的历程,回到乡下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得好,被选拨到教育战线上来。他平时对学生很随意地谈话,这时,他也许对黄帅的“反师道尊严”有逆反心理,上课竟明显地“敌视”起我们这些学生来,流露出不惧怕的情绪,上课语气强硬,脸绷着。这一天我们的语文课就是学习黄帅信谈体会,我的好朋友方利敏上课时低头看了什么书,老师就偏提问他。他所答非所问,引起全班同学地哄堂大笑。老师出了他的洋相,并挖苦他一番。方利敏的家庭成分高,父亲有历史问题,他不敢顶撞老师,红着脸站在那里。

我见与我要好的同学被老师难为了,心里很难过,对语文老师很不满,认为老师是欺负老实人。下课后,就给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老师:“学生答不上题难道就要遭老师讽刺挖苦吗?如果学生样样会样样通,还要老师干什么?”我的大字报引来了班里几名男同学的支持,他们也写了与我主题一致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在了老师的办公室的走廊里。当时学校的师生们在这里贴了许多围绕黄帅事件,联系学校的“师道尊严现象”而写的大字报。我们的语文课老师看了这张大字报,脸色冰冷。我平时因为爱好作文,老师常与我探讨写作,我当时认为:给他贴大字报完全是出自一种对弱小同情,对老师霸道的鞭笞。

几天以后,我们的语文老师创作了一首诗《红梅》。那一天我去送作业,他让我看这首诗,请我提提意见。诗句是:“无情风雪时时紧,有志红梅阵阵发......

很显然,这首诗是针对我们几个男生的,老师把我们的指责渺视为“风雪”了,把自已美化成“红梅”了。我心里很不舒服,但看着老师身着破旧的衣服,闷闷不乐的神态,也暗暗体会到为师之难;我也很喜欢这首《红梅》诗,装成不懂他一语双关的样子,认真地欣赏着他的诗,并把他这首诗抄录下来,珍藏起来,背诵下来。

我不惑之年,把老师的这首《红梅》的开头两句做起句,续写成  :“无情风雪时时紧/有志红梅阵阵发/适应环境能生存/吐艳何必春与夏”。我请中国书法协会的主席佟伟把它写成条幅。这条幅装裱后悬挂在我的书房。

一场学黄帅反师道尊严,使我真正受益的是老师这首诗:它给予我人生启迪和鼓励,也使我走近了老师,管窥了老师的内心世界。

   “文革”十年,在那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日子里,这张大字报是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我在“文革”岁月中仅有的一张大字报。

    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按照学校的要求,我就应该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

   那是1965年的7月份,我升入了小学三年级,入冬后,老师们不再象从前那样严历地管学生了,偶尔还听说有的老师因为管学生而被校长批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不象从前那样批评我们了。有一天,老师回到班级,让大家给老师提意见。给老师提意见,这对我们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是新鲜事,老师还给每个人发了一张马粪纸,每张马粪纸有八开纸那么大,要求大家人人写大字报,谁要是不写,还有挨批评。我没有毛笔,又没有墨,怕完不成任务挨批评,把老师发的马粪纸放在书桌堂里,便跑步回家取毛笔和墨。当我从家跑回学校的时候,我的那张马粪纸没有了,不知被谁偷走了。我回家又返回的这工夫,学校院子里的墙上和教室里的走廊里的墙上,凡是能被学生们举手够到的地方,都贴上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们写的。有的是指问老师为什么打骂学生,有的是给老师画漫画,丑化老师,还有的给女老师扣上“作风不正“的罪名。我先前还不知道写大字报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是这样子。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虽然平时总是对我们很严历,可是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却没人给她写大字报,倒是过去她曾经教过的已经升入了高年级的女生给她写了大字报,还用下流的女言指责她的个人问题。我们的老师哭了。校长把她找去了,也许是劝,也许是更加严厉的批评。学校再没有了从前那样严明的纪律了。我们高兴了:迟到了或不注意听讲,也没有老师的来管了,身心解放了。我想写大字报,是为了象完成老师留的作业一样,我从来没有漫骂过老师,更不懂那些咬文嚼字的理论性的大批判,也就没有再寻找大字报纸。老师要我们写的大字报我没有写成,也没有人来问我为什么没写大字报。

    我的中学时代给语文老师写的大字报,与其说是批他“师道尊严”,不如说是我尊敬他的开始:从那以后,他的诗使我了解了他的心,体悟到了为师之难;从此,我们从理解到交流,至到结成了友谊,交往到今天。

                     

        33 古城寻鬼

 

我参军的渴望有如七月里行在沙漠里的寻水的征途人,我日夜做着参军的梦。一九七三年冬季里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决定在当天的夜晚独自去四面城里练胆。

我的家这时住在四面城脚下。四成城是一座土城,南北长427米,东西长309米,城中有一石龟趴在土地上,因机械化耕种不便,人搬畜拉地往外拉,均不能把它移出去。红卫兵用铁棍子把它的头敲去一半。至今它还卧在古城中。据奉天府志和昌图县志史书记载:唐朝,薛里征东进政扶余城就是这里,俗称高丽城。到了元朝,四面城曾是渤海国的首都,后来,科尔沁王国也于这里诞生。当年薛里限定高丽人三年内退出唐朝境地,他们误把三年听成了三天,结果弃下了财宝只身逃命。四面城中遗下了大批古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四面城被立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每年都有人在耕种时从地下翻出古币、铁器和铜器等文物。据传,1957年耕地时,有人在土中发掘出一枚重二十七斤的象牙来。

人们传说这城里闹鬼。同学们挖苦人时总说:你小子有能耐,黑天进四面城里去呀!人们又说当兵必须要有不怕鬼的胆量。我儿时的邻居赵叔叔说他当解放军时,他的首长让他半夜取信件,他到了指定的地点,信件放在死人的身下。他说没有胆量是当不了兵的。当兵要有敢走夜道的胆量,要有不怕鬼的胆量。我不怕危险,我敢走夜道,我也不怕死了,可是还没有正式和害人的鬼打过交道,我要练不怕鬼的胆量。

这天夜晚的九点多钟,我对爸爸妈妈说我要进古城里练胆。妈妈以为我在说玩戏的话,只是轻轻地指责我别说没用的话。我看钟表到了计划的时间了,便出了屋。爸爸妈妈一定以为我去上厕所,不然绝不会让我进古城的。

这一天,天上没有月亮,星星稀稀的,夜很黑。风嗖嗖地吹。四面城在我家的北面约一华里的距离。我一人独自进了古城。古城静静的,割过的高梁秸留下了半米高的茬子,在微弱的星光下白茫茫的,古城四周的城墙上长着榆树弯七列八的榆树,一棵挨一棵的高高低低的榆树,伫立在那里,活像喝醉了酒的士兵在无奈地守卫着这座古城堡。我听说那榆树上曾吊死过人。看到这些景象,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咬牙走到了城中心的那头石龟的身边,索性坐在了石龟的身上。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走路的声,顿时来了胆量。站起来顺着声音向身后走去,想看看谁。可是,茫茫野地,没有人。我又重新坐在了石龟的身上,又听到身后起了一旋风,风像故意和我开玩笑,刮到我的身边就在我身侧停下来,碎树叶和残秸叶哗哗响地落在我的身边。我真害怕了。人说旋风是鬼的车,我不敢喊,也没看见东西,当然也不知打什么,想跑又不敢跑,因为一跑,鬼就会逞凶恶,我不能让鬼看出来我怕它。我硬是咬着牙,沉稳地一动不动地坐在石龟上。

可是我不敢闭眼睛,一闭眼睛,好像身边都是鬼。这鬼是真可怕,看不见的东西竟然比看见的东西更可怕。虽然我没有见到鬼,但是我毕竟独身一个夜进古城了。我怀着胜利的心情回到了家。这时,已经夜里十点多钟了。妈妈知道我真上古城里练胆了,生气地骂我是傻瓜,说碰上狼可咋办?说有坏人把你打了呢?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害怕的。人们说闹鬼的古城也无非是如此。鬼可以被我镇住的,不然它为什么没有动我呢?到了学校,我向男同学报告我夜进古城,他们谁也不信。说我是在吹牛皮。这样一来,我就更自信了:我已经办过的事他们还当是谎言,这说明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我高兴了,我自己给自己出的考题,我及格了。我想:将来到了部队一定是一名出色的战士。

我那天夜里唯独没有想:如果真要遇到鬼,我有降妖捉鬼的能力吗?这是我的弱点,也导致了我人生路上只有不惧怕邪恶的果敢精神,却没有在邪恶面前的防卫的本事和智慧……

 

    34  少年时代伤害的女孩儿

 

我的胆大,但是,我却最怕女孩子。也许是我没有姐妹的原故吧,看见女孩子我就吓得心突突跳。到了中学时也还是这样胆小。上学的路上,前面有女孩子,我就不敢向前走,等她们走远我才走路。倘若后面有女孩子,我就跑着回家。

一九七三年夏,我父亲曾问到我们家这里来支农的我们的班级女生,儿子在班级淘不淘。女生对我的父亲说:“比我们女同学还老实,我们都没有听到他说过话。”

我在女同学面前,好像老鼠见猫。当我情窦初开,明白了男女有别的时候,我就更不理女同学了。因为,我从看的古今书中得到了一个启示:凡是沉溺于情色的人都没有出息。帝王将相因女色会失去江山,英雄因女色会变成狗熊。有志向的男儿会因女色失去理想。金钱和美女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一个有理想的男儿从小就应当远离女孩子。我的心像野马,想往的是遥远的大草原,我的心像雄鹰,爱慕的是万里蓝天。我压抑着我的青春的感,我把谈情说爱看成了低级下流的事,可耻的事。爸爸妈妈没有女儿,非常鼓欢女孩子,看见谁家的小姑娘,总是好管人家叫“女儿”或叫“儿媳妇”。有时妈妈和爸爸夸奖谁家的女孩子,用一种诡秘的眼神看我时,我就生气地说:“我一辈子不找对象,谁好都和我无关。”我心中真地暗暗下决心:一辈子不找对象。那时我虽然前途未卜,但却下了要把一切献给革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军队。

我读过书的过的学校,总是有女孩子投来的美丽眼神,我爱这美丽,但是我又害怕这美丽,拒绝了这美丽,这也许是我的“革命性”在日益增强的标志,其实这是人性的扭曲。

一九七三年的冬季,我们的家又要搬了。男同学每个人都送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革命的词句。诸如:“革命友谊如青松”、“前程似锦”、“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线上乘风破浪向前”等,出我意料的是女同学也纷纷送我笔记本;更使我没想到的是一名叫王树琴的女同学送我一个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中夹着一枚她亲手织的雪白的脖领,笔记本中还有她写的一封有情有意的信。我下课了,我上厕所回来,进到教室,上课铃响了,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发现了书包中有王树琴送来的纪念品,我拿直那封信,没等看完,就吓得满面通红,悄悄地撕碎了,就趴到了桌子上。

王树琴在我的前桌,是学校的篮球队员,扎两条小辫,一双黑闪闪的大眼睛,比我的个头高,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少女。男孩儿的天性是应当爱这样的美丽的女孩儿的,可是我却怕得要死。我仿佛瞬间就成了全世界最可耻的人,谁都比我高尚了。我羞得趴在桌子上抬不起头。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敲我的书桌子,我抬起头来,原来是老师走到我的座前,示意我抬起头来听课。老师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便上台上讲课去了。

我的心很慌乱,前桌的王树琴却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

下课了,我心事重重,靠墙不言不语。我的好朋友孙井山和方利民走到我身边,问我咋的了,说我好像有愁事。

我说王树琴给了我礼物,还给我写了情书,我害怕。我说我怕她上我们家去,我说我怕搞对象的名声传出去,我会羞死的。

他们俩问我以前和她说过话没有,问我喜欢她吗?我说我从来没和她说过话呀,我也不想搞对象啊,中学毕业了我还要当兵去。怎么办啊?

农村的孩子都早熟,他们对这事不慌不忙,告诉我,还有几个月,我们这十年制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班里有的同学已经偷偷地结婚了,有的没等毕业就悄悄地订婚了。有的同学之间也都开始暗中恋爱了。他俩也在暗中设计着追女同学。天啊,这看似静静的班级,这样的丑陋啊!大家的胸怀真的这样狭窄?先前说的为了革命四海为家,没等走出校门就开始算计自己的小家了。

我说,我不敢和王树琴当面对话,我爸爸妈妈说明天就搬家,求你们把这笔记本和脖领帮我还给她吧。他们说这好办。搞对象是两人愿意的事,你不想和她好,我们替你把东西还给她。

第二天,我们家离开了这个公社,搬到了一百里地外的长岭子公社,在哪里我又度过了三个月的学习生活就走向了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曾暗中下的决心要一生不找对象,八年之后却成了人之夫。我今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敢于大胆向我表示爱的少女,也是我羡慕的女孩儿,永远地离我远去。人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失去了可以再度恢复,唯有爱情没有了这样的机会。毕业各奔东西,有人对王树琴再度提起我的名子时,她说在她的记忆中班级里从没有过我这个男同学。

许多年过去了,王树琴也仍然有着幽怨。

我的心抹不去她那天真美丽的大眼睛:人生缘份天注定,我没有未和她结成人生的伴侣的遗憾,而是为我伤害了一个纯真的少女有着负罪感而忘不掉她。

 

    35  公社书记的儿子

 

爸爸当了公社的党委书记。公社书记当时是地市级管理的干部,虽然在中国九百六十万里的土上,公社书记这个职务也不过是芝麻粒大的官而已,但是,各行各业都到广阔天地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公社书记的权威已远远高于如今乡党委书记。他掌管着一个拥有几万亩土地和上万人口的地面。这里的“五七”战士是原东北局的干部,当中有曾任过国家财部副部长、东北计委主任的老红军尼卫等,还在一大批的市县级的“五七”战士,沈阳市的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战士”带着原来单位的矛盾到这里,打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常常向爸爸汇报他们中的某人某事,并且他们之间还经常开斗争会,爸爸即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又要处理他们的矛盾。家也常有来上访的知识青年,反映大小队的干部们对他们的不轨行为,爸爸从不放纵那些欺负知识青年和“五七”战士的贫下中农。其中有的被党委撒职,有的移交公安部门。爸爸年轻时在辽北就有一定的才气,五十年代就在省共团系统有一定的名声。他工作忘我忘家,他青年时代因工作患过肝病,担任公社书记的时候,他的双腿浮肿,走不动路,总是拄着棍子下村屯,肝病痛时他就抱住田野里的电线杆子,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还有许远多人记得爸爸在田间抱电线杆子的情景。我的爸爸有威望。他见过陈永贵,他接待过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巡察,他走过的地方都有政绩。他的政绩不是政治方面的,都是为民造福一方的突破历史性的事。打倒四人帮后,上级曾一度想安排他当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但是他积劳成疾。身体不好,退休前也是这个级别。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党的化身。那个年代,焦裕录式的干部真是太多了。

我是他的儿子,并没有一点的优越感,如果说公社书记是“土皇帝”,我该是“土太子”了。可是爸爸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的傻瓜”,我是一个立志听毛主席话的“红孩子”。我每天东方不亮,就早早起来,挎上粪筐去捡粪,然后归来吃过饭再上学,年年开春我会买几车人畜粪,我也从来不轻易到他的班上去。一次到公社找爸爸,一些人看见,才知道这个常常早上挎筐捡粪的孩子是公社书记的儿子。据说,他们把我当成了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榜样。

那时我们的家五口人,屋子小,我天天到公社食堂的做饭的老金头的小土炕上住。我天天晚上主动地帮他挑水。那水缸粗得约两人才合抱过来,有半人高,装很多的水,我没有特殊情况天天挑满缸水。

我十八岁十年制的学业毕业了,没有因为爸爸是这个公社的书记而受到半点照顾,那个年代,人们总是观察领导是不是有资产阶级的特权,他的儿女是不是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思想,政治和忌妒的心理格外地加重了我在贫下中农中的考验。生产队把累活脏活一点不少地加在我的身上。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我不但会农活,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那些劳动能手。初时,人家贫下中农的子弟每天上班记十分,却给我记八分,说还是照顾我了。我要是认为不公平,可以去割草。生产队的社员认为割草是最难的活,平原地带,草少,又长得低,一把一把地像割韭菜似的,一天要割一牛车才能供上生产队的牛驴马吃,不仅需要体力,耐力,还需要使用镰刀的技术,谁也不愿干。我说我去割草吧。生产队的两个成年劳动力一天割一牛车的青草,我和我同时毕业的来自沈阳市的“五七战士”的儿子宋国良去割草,他不会使镰刀,又怕砍了手,我让他坐在地头的树下,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一个人干。赶牛车的老贫农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张姓老头,他坐在车上看着我。起初他还想看我的笑话,以为公社书记的儿子一定是一个饭桶呢,没想到我挥刀如玩一般:我坐在地上,一手挥刀,一手将割倒的草搂在身边,两手同时干不同的活,草以我为轴心,唰唰地成片地往下倒,像机械化作业,他看傻了。我十岁时就会割草,他们竟以为这是他们成年劳动力才能干的呢!他惊叹道:“这孩子从哪炼的呢!”别的成年劳动力一天两人割一牛车草,我们两人一天可以割两牛车的青草。实际是我一个人干的。老张头向队长说:“可了不得了,这小子一个人割草,甩镰刀割起草来就像给人刮胡子一样,草齐刷刷地倒,别人一天割一车,这孩子一天割两车,不给十分不合理。”也难怪,他们不知我从小到大是在劳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更不知道,我的父亲在七二年曾创建了一处由劳改释放犯就业后为主体的铁岭地区种猪场,在那里,我虽然是一名中学生,为了嫌买课外书的钱,每天早早起来,上学前要和和这些就业人员干一阵子活才去十多里以外的学校上课,我和劳改就业人员在一起,接受过强化性的劳动。从此,十八岁的我,在生产队劳动,可以和成年劳动力一样同工同酬了。一分折几分钱人民币,一天只能嫌四角左右钱。

从八月毕业来到十二月底参军,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几乎干遍了生产队里的各类活。在秋收的日子里和打头的社员齐头并进地割庄稼,在没有人敢看青的七月里,我日夜守护在青纱帐里,在严寒的冬季里我顶风冒雪修梯田。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想让我到公社当报道员、民办教师、大队民兵连长,爸爸不同意。就这样,社员们认可了我,在感情上接纳我成为他们的朋友。

但是他们对我有戒心,因为我的爸爸是公社书记,怕我打小报告,回家把他们的不法表现告诉给我的爸爸。其实我从不对爸爸妈妈讲外面的事,他们也从不问我外面的事。生产队的社员也渐渐地了解了我的性格,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敬而远之了。

冬季的一天半夜,生产队长在窗外把我喊出去。原来,学大寨修梯田,生产队的镐把折了,穷,没钱买,要砍我们家屋后的大树上的杈子做镐把。我们家住的是公社的旧房子,房后有几棵公社的榆树,他们想下手,怕我的爸爸抓住批评他们,让我跟着一齐干。这样,爸爸一旦发现了,有我参与,他们认为可以少点后怕。这也是拉我下水的事,可这是为集体,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回到屋里,我倒头就睡。几天后,爸爸发现了屋后的树木被人砍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胆突突地如实回答了,爸爸听说是生产队没钱买镐把,也没有说什么。

看青的日子里,生产队的副队长要买一只手电筒,没有钱,他对我说,因夜战,想偷几斤大豆到开原城里卖了,买两只手电筒,并要送我一只。我说我不要。他用集体的大豆果然换回了两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我真的没有要他为我买的手电筒,也从来没有揭发他的这件事。劳动中,我突然出的表现,为人的洁身自好,使他们把我当成了朋友。当成了他们屯子中的一员,我离开那里二十五年的时候,一九九八年再去这个乡里办事,当年的“四类分子”的儿子房国强听说了,他气喘喘吁吁地跑来看我。他是我同期毕业的还乡青年。当年,他的爸爸是“坏分子“,人家都欺负他,我从没有小瞧他一点儿,反倒常帮他干生产队长刁难中加给他的活。他来了,送给我他亲手做的大豆腐,他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到他家去,哪怕到屋里坐一分钟,他没要必要拍我这个二十五年前的公社书记儿子的马屁,他的眼中含着泪,叫着我的乳名……我常想,我这辈子不是大干部,如果是大干部,假如再有了从前那样的”文化大革命”,我走过的地方都会成我的避难所。

 

     37 我是父母放飞的风筝

 

一九七四年征兵开始了。

当兵中基层推荐,生产队这一关过去了,接兵的苏排长却不想要我。苏排长是四川人,很直,他说他接的是坦克兵,是吃苦的兵种,担心干部家的孩子娇气,到部队吃不了苦,又怕不好管理。我和生产队的几个应征的青年去见他,我说我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到部队做饭、喂猪、淘厕所,干什么都行!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学小八路,跟你走,一直跟到部队。 

他乐了,听说我还会写诗,没毕业就在报上登稿,竟然表态说:“验上验不上我都要你这个小子了”体验时他跟着我,怕的是我那项不合格。

一九七四年的春节就要来了,我却不能在家过春节了。我体验合格了,验上兵了。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我从公社兴高采烈把入伍通知书带回家,把它高高地贴在家中挂像片的位置上。爸爸妈妈看着儿子的入伍通知书,为儿子从小就立志当兵的志向实现了而高兴,可是他们更舍不得儿子从此就远走高飞地离开他们,看着我的通知书,都暗中落泪。我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情,心中也难舍难离这个我从小到大的家。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再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一走也许会永远地离开了父母,谁能知道战士的生死呢?我的心激动之中,眼中也含着泪水。

妈妈看着我从公社背回的行李和军装,叹着气说:“唉,从小在家吃苦,长大了,家刚刚变好了,又要走了。从小到大,也没有从里到外穿过新衣服,这回新衣新被!去吧!从小就要当兵,到部队就是大人了,要听首长的话。父母不在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平常家里也很少买肉,妈妈和爸爸买来肉,给我做爱吃的酸菜炖肉,爸爸不吱声地闷头吃饭,妈妈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肉,我低着头,不敢抬头,我怕爸爸妈妈看见我眼中的泪水。平时和我常吵闹的两个弟弟也低头不语地吃饭,他们也知道哥要远走了,心中也是舍不得我。

一九七五年的五月端午节,早上,妈妈煮好了鸡蛋,端上碗筷,爸爸妈妈和我的两个弟弟围着饭桌坐下来,发现桌上是五个碗筷,气氛一下子凝重了:全家五口人,我已经当兵走了,乘下四口人,妈妈还当她的大儿子在身边呢,多放了碗筷,顿时,妈妈到一边去了,妈妈想她的大儿子,暗暗落泪,爸爸和妈妈还有我的两个弟弟在这一天早上谁也没有吃下饭。

爸爸妈妈为国家养育了一个保卫祖国的儿子,房宅的大门上挂着一个写着“光荣军属”的木牌,与其说它向人们展示着“光荣”,不如说它时时提示父母不要忘记悲伤。

我离开了家,把一切劳务扔给了多病的父母,扔给了年幼的弟弟,我在风风雨中度过的岁月,是父母替儿子操劳的日子,是为儿牵肠挂肚的日子。

儿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却亏欠了父母。这是儿子永远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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